这本书出版于1994年，如果原作能修订一下，把最近二十年的进展补充进来，会很有价值。比如Klimt的肖像画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就是在二战中被纳粹没收，转给了美景宫博物馆收藏。直到2006年，美景宫非法收藏的几幅Klimt作品，终于被Adele Bloch-Bauer的侄女Maria Altmann通过法律途径索回，其中的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被Ronald S. Lauder买下，挂在纽约的Neue Galerie；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I则被Oprah Winfrey拍下，最近又转手卖给了某中国收藏家，应该是刘益谦。
再比如，加州Pasadena的Norton Simon博物馆藏有老克拉纳赫的《亚当与夏娃》，这件藏品于20世纪初被俄国人买下，十月革命后被政府拿去出口创汇，卖给了荷兰犹太裔古董商，二战时这幅画被迫卖给了纳粹头子戈林，二战结束后荷兰政府依法处理纳粹艺术品，古董商未申诉索回此作，后被声称祖上拥有此作的俄国贵族索去，再卖给西蒙。 当初古董商不申诉是出于理性考量，比如回购大量纳粹艺术品会显著减少公司流动资产。后来一家人陆续去世，古董商的儿媳妇和西蒙博物馆打起了官司。官司已持续十年，最新进展是，美国地区法院判博物馆合法拥有此作。
本书唯一的槽点是，人物众多，多数是只出场几次的过客，当只看到名字而无头衔时真不知道谁是谁。译者贴心地整理了一份主要人物介绍，但不管用啊。
《劫掠欧罗巴》读后感(二)：二战中命运多舛的艺术珍品
《劫掠欧罗巴》的书名取自于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天神宙斯化作一头白色公牛，把美丽的欧罗巴公主劫持到一片无人居住的大陆，并把这块大陆命名为欧罗巴。这片大陆就是欧洲。而艺术品在二战中的命运，远比“劫掠欧罗巴”的故事更曲折。作者林恩·H·尼古拉斯整理大量的材料，在《劫掠欧罗巴》一书中回顾了这些艺术珍品在二战中多舛的命运。
艺术品作为文明的一种精美表现形式，成为二战中德国纳粹组织的特殊目标。德国纳粹一直宣扬优等民族的口号，把艺术当成美化他们的手段，试图通过对艺术的“彻底净化”达到其政治目的。于是，抢夺和占有纳粹认可的珍贵艺术品，同时毁坏和打压纳粹否定的作品，成了二战中大规模、有组织进行的纳粹活动。
纳粹根据其政治目的形成了简单粗暴的艺术标准，“凡希特勒喜欢的，都是可以容忍的；凡在政治宣传上对政府非常有用的，都是可以容忍的”。
被纳粹劫掠到德国的绘画不管是德国国内，还是被占领的波兰、奥地利、法国等地，纳粹追踪一切关于艺术品的情报，对所到之处全部进行“地毯式”的彻底搜刮，以保护的名义直接抢夺、没收或者不付补偿的带走物品。
他们搜刮的对象，不仅包括“可接受”的艺术品，绘画、雕塑、壁毯、手稿、书籍等，还包括他们称之为“庸俗文化”的犹太、波兰艺术品。优秀的艺术品，或者被希特勒等人占为己有，或者充实到他们的艺术馆、博物馆，用于粉饰纳粹形象、充当门面。对于收缴上来的那些所谓“庸俗文化”作品，他们会对其进行封存、贱卖处理甚至集中毁坏。很快，纳粹就在类似巴黎网球场美术馆这类集中点，堆积了如山的掠夺艺术品。
成功从德国挽救出来的《圣乌苏拉遗物匣》奇怪的是，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艺术品交易却在小部分人群之间活跃起来。
为了搜罗“可接受的”艺术品，部分艺术品交易商充当了纳粹的采买代理人。他们手握大笔资金，背后又有特权的支持，去巴黎等地大量购买珍贵作品。从战乱中看到商机的艺术品投机商也积极加入交易的行列，趁乱低价买入。那些想要逃避战乱的富裕大家族，无法带走现金形式的财物，就会想办法把钱财变换成艺术品带走。还有一些想要保命而逃离的犹太家庭，为了换取路费和通行证，也把家藏的贵重艺术品拿出来变卖或交换。艺术品就这样突然快速而又不正常地在市场上流转了起来。
达·芬奇的《抱白鼬的贵妇》，从纳粹手中追回为了保护艺术品免遭纳粹劫掠的厄运，挽救行动也在各地展开。
在德国的交战国，许多艺术馆、博物馆管理者采取预防措施，把最珍贵的艺术品打包收藏好，提前准备包装材料，通过演习的方式，训练工作人员在战争降临时的快速应对能力。
英美等国还设置了“古迹救护官”这样的职位。这个职位的官员为保护古迹和艺术品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在战争中的角色却极为尴尬。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很低，又总是阻止军队的行动计划，所以军队对这些救护官意见很大。但是，许多传世名画能够保存至今，离不开这些救护官的努力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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