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掠欧罗巴》读后感(五)：松节油的味道和浸润的画笔都成为我被捕的证据
希特勒青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1906年千方百计劝说母亲同意他到维也纳艺术学院就读。但连续两次被拒，1908-1913年期间希特勒只能靠售卖其画作维生，生活相当艰苦，甚至需要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我们无法揣测这段经历对希特勒艺术观念的影响，但这段不算“美好”的记忆肯定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希特勒画作时过境迁，1933年10月，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第一个他参与的公共工程就是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艺术之家”，在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仪式锤断在了他的手上，这个颇具隐喻意味的细节暗示了德国艺术的未来。“德意志艺术之家”的成立是为了做官方艺术主张的展示平台，在其宣传小册子《德国艺术的殿堂》（The Temple of German Art）中写道：
“那些诋毁美德与真理的玩世不恭之人”所坚持的伪艺术，“在一位将其种族的所有高贵品质尽可能融入体内的伟人的召唤下”已经被人民摒弃了；它终将被真正的日耳曼艺术即“民族的气息”所取代。这“气息”在希特勒眼中表现为“彻底摒弃魏玛时代的失败主义和左翼思想：讨厌对战争真实面目的描绘，而且对于他所谓的“半成品”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反感，而首当其冲的现代主义艺术被其称为是“堕落”的艺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希特勒个人的喜好伴随着其权力的膨胀像精密齿轮一般运转起来，而身边的宵小则源源不断地给他填充谄媚的润滑油。正确判断希特勒的偏好成为文化界人士的重要工作，关于什么是“日耳曼艺术的典型”让很多博物馆长栽了跟头。对现代艺术收藏颇具心得的国家画廊馆长路德维希·尤斯蒂博士被文化部的官僚停职了，接替他的新馆长沙尔特不敢怠慢，举办了一场讲座，试图定义日耳曼艺术的本质。他推崇哥特艺术，称丢勒在意大利的停留是个“错误”，认为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家使德国重新找回了活力。学生们很欢迎这种讲法，但这并不是纳粹党所想的意思，结果国家画廊被关门“整顿”。
丢勒（1471－1528）自画像，他是德国历史上的艺术大师，以水彩风景画闻名于世。纳粹党内关于艺术、思想的管控也愈加严格。先前艺术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现如今成了纳粹党内知识分子的领袖，并被冠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头衔——“党内以及所有配套社团所有智力、精神训练与教育活动的监管人”。党卫军也附和设立了一个艺术分支机构——“遗产研究所”，他赞助在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以期证实日耳曼文化的悠久与辉煌。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组成的协会在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民族主义”理想甚嚣尘上，空气中鼓动着**不安的气息，最后这股时代的洪流汇聚成了一个标准：凡希特勒喜欢的，都是可以容忍的；凡在政治宣传上对政府非常有用的，都是可以容忍的。
在这样的氛围下德国乃至欧洲艺术的劫难接踵而来。
最先感受到**的是那些不符合“主流”的艺术家们。许多艺术家失去了作为教师的职位和在公共机构的成员身份，比如杜塞尔多夫的克利，柏林的柯勒惠支、霍费尔、贝克曼，以及德累斯顿的迪克斯。当奥斯卡·施莱默被纳粹学生误控为犹太人时，他要求雇主确保他的职位，但他却被要求“休假”。
珂勒惠支的《战争》系列版画“牺牲”，珂勒惠支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色彩，并且她的版画作品还被鲁迅引介到中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歧视，许多艺术家都选择离开德国，没离开的人只能活在不安定的状态下。即使我们对纳粹的疯狂心中有数，但他们对不迎合文化协会的艺术家所采取的冷酷措施仍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纳粹党不仅销毁、嘲笑他们的作品，阻止其作品销售与展出，甚至还禁止他们进行创作。“堕落”画家甚至不能购买艺术耗材。为确保这一点，盖世太保的特务常常突袭他们的住宅与画室，空气中松节油的味道或者笔筒中浸润的画笔都会成为被捕的根据。画家维利·鲍迈斯特写到：
“没人知道我还在画画，就在二楼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里。甚至孩子们和仆人们都不知道我在那儿做什么……一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公开展览这些画作，我就会惊恐万分。”时年 74岁的画家诺尔迪面对纳粹的骚扰和攻击只好隐居到德国北部的家中，虽有禁画令，他还是设法创作他自称为“未画之画”的作品，即成百上千幅画在容易藏起来的小纸片上、只有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画。 1943年 4月，他在其中一幅画的边缘写道：“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想给我弄些帆布、纸张和笔刷，都想剪除束缚我双手的枷锁—但谁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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