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的于小轶写了一篇分析《三个女性》的文章。一般的沈从文研究者可能会知道，这篇小说的三个女性形象都有原型，分别指向丁玲、张兆和、沈从文的妹妹九妹，这个一年级的学生未必知道这种指涉，她把这篇作品看成是沈从文“隐藏和追溯作者自己的文章”，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作品。是不是这样解释就错了呢？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而且也许恰恰因为她不知道这种指涉，她才没有障碍地获得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而这个理解，也是作品所支持的。她发现，“有趣的是，三个女孩子在文中都是喜欢借翻译景物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看法的人，这一点，恰是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精髓。”经过细致的分析，她得出结论说，“透过这篇作品，我们像在看一部自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独特的自我。感觉到届时三十一岁的他在不断地追溯自己和展望未来的过程中成熟，对现状的剖析和内心矛盾的展现由这三个女性体现。”原来这篇小说，深藏着与作者经历的密切联系：“生活现实中的断层用文字的土壤来填平，沈的幻想、压抑和内向的性格不自觉地落在土壤中，本来以期能沿着铺实的路面追寻自己过去、未来的所在，却在不经意间沿途开出许多透明的小花，那种淡然的随意令其作品遗世独立。”
《沈从文别集》中《抽象的抒情》一册，选了沈从文一九五二年在四川参加土改时夜读《史记》的一封家书，取题为《事功和有情》，我在课堂上非常详细地释读过。三年级的徐捷很想谈谈这封信，不过她又担心，老师已经在课堂上逐句讲过，她又怎么谈呢？我告诉她，先把我讲的全部抛开，好好追究一下自己的想法，自己有所得就好。结果她交给我的是一篇非常情境化的文章，在此情境里，有她自己：她把自己的阅读也放进了历史的时空中——
四川山村的一个深夜，沈从文阅读司马迁。几十年后的一个深夜，我阅读沈从文。文字如电光火石，照亮了我们仨人。
他们是相隔千年的朋友，遥遥地握手，唱一曲高山流水。
我，却是少年时受一番彻悟。从此后，恍若两世。
想象中二人灵魂相和，一吐英雄气的场面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把这个月夜酝酿成《报家人书》。他没有执着于回应司马迁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沈从文可以在那晚把自己“身处历史大变革和政治漩涡中的性格悲剧，以及政治与艺术在那一时代不可避免的冲突”化作一篇书，一抒胸臆。可是他没有。尽管他说“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
本来这完全可以是一个悲凉悲愤的夜。
可他只是一开始就打趣自己说“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会心一笑。沈从文就是沈从文，尽管生活让他困顿、精神上陷入困境，可是假如山边有朵小花开在清风里，他还是会停下来驻足观看，拈花一笑。所以尽管他“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他却没有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情感，记录下世间让他思索的一切，没有刻意地要让文字千古。或许也因为如此性格，曾逼近过死亡线，曾精神崩溃的沈从文会在人生几乎走入绝境的时候又重新稳住自己，开拓另一项事业。继续生活。
正因为他是沈从文，所以哪怕在这样一个与司马迁如此亲近的夜晚，他还不忘记表达自己对于目前“向优秀传统学习”这句很响亮口号的个人的见解。他恐怕忘了他已经“靠边站”，已经不能写作，他还是要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惜，那时根本不需要他这么负责任的表达。然而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在深夜写给全体家人的信中慎重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沈从文几乎不被人当作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作家，而一味地认同他的“湘西风情”，认为他写些情爱，写些花草，“粉红色作家”。可是，当我们一一摊开他的文集，会发现他始终“哀民生之多艰”。
可惜就如李锐所说：“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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