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文学上被误读，在未来的文学上却将愈来愈不朽；在现实生活境遇上得到太少、待遇不公，在人性世界里却人神同在、悠然自得。……
这就是沈从文！
我们其实都想探究沈从文为何有两种天壤之别的际遇。而这个夜，沈从文清晰地、清醒地、冷静地告诉了我们他终于思考出的答案：“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
或许，把一九四九年后的沈从文与一九四九年前的沈从文换个个儿，沈从文的整个人生会完全不同。
这句论断莽撞，却可能透出些道理。
那个“或许”其实只是假设中年前的沈从文能够拥有中年后，经历一次割脉、一次癫狂后的对世事的超越自我的洞彻。而这，来得太晚。
这个太晚，只是叹息他陷落在如何突破自我的重重包围中困苦不堪、疲惫不堪。假如他在一开始就拥有彻悟，他或许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捉襟见肘，四处抵牾。或许就不会总是由他说出大家都知道却总不会点破的真理，给自己的未来埋下隐患。
可是，谁又能直接超越童年、少年、青年的青涩、挣扎、与世界的不妥协，而直接迈入老年的洞彻世事、对世界的成竹在胸？
可是，恐怕，一个从幼年始即开始追寻最朴素、最本真的生命意义的人，一个注定要为后世留下本真文字的人性记录者，所要走的道路本就该如沈从文那样，痛苦、执着、虽九死其犹未悔。
所以，站在文学史上我们庆幸他终于不是按照那个“或许”生活，而是极大痛苦地艰难地在自我、社会、自然之间苦苦挣扎，寻觅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最大欢喜地得到了上天赐予他最美的风景、异秉，并用他的眼为后世留存天、地、人最美的瞬间、最深沉的思考。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黄永玉说：“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很多人对此事表示了极大愤怒，认为漠视了沈从文。但其实历史有时会错乱地给以最公正的评价。就如黄永玉所说，“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其实这样的一种极其罕见的应该说不公正的做法恰恰体现了沈从文最真实的价值。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洗，我们如何能给得起沈从文他应得的肯定？世俗如何能给？
我们是一个宣扬诗性，却在世俗中容不下诗性的民族。所以屈原被放逐，李白浪迹天涯，沈从文享受身后名。
可是，“总算盼到有一天我们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发现”了他的时候，我们又禁不住如此“习惯”而“老到”地，把他放进一个古典的“田园诗”的画框里。我们真是不可救药地病人膏盲！”
天若有情天亦老，倘若逝去的沈从文再回身看我们这边熙熙攘攘的世界，恐怕会笑着说：无论你们理解我多少，假如再让我重生一次，我会抛弃我前生追寻的世间杂物，心无旁骛地安心生活，写我所写，爱我所爱。澄澈一些，超脱一些，自信一些。无论给我什么功名什么冷遇，再不放在心上，我只爱夜行船上有三**伴。
能够产生出这样的理解，我当然认为她没有白读沈从文。
四
一九四八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和儿子虎雏讨论《湘行散记》，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
他儿子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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