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被认为承续了中国旧小说的脉络，但李永平的作品中却隐含着某种“异国情调”、“陌生眼光”，这或许归因于他复杂的身份。1947 年，他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马来西亚独立后，又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了马来西亚公民，但却愤恨这个“政客们炮制出来的国家”。为了离他真正的祖国中国更近，他选择到台湾读大学，此后除了在美国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 6 年，他再未离开台湾。
在淡水见到李永平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他不是传说中的“南洋浪子”吗？怎么是个面色苍白，说几句话就要气喘抹汗的老人呢？解开两粒扣子的衬衫领口，还能看见淡粉色愈合不久的刀疤。他说是去年心脏手术留下的，尽管手术很成功，可是只剩下 30% 功能的脆弱心脏还是需要小心伺候着。采访在淡水著名的有河书店二楼阳台进行，阳光猛烈，我们不时移动桌椅，好让他相对处于阴影中，如果晒得太厉害，心脏会负荷不起。后来李永平特意为此道歉，说要不是身体不好，不会让我们大老远跑到淡水来。除了心脏，眼睛也是他的麻烦，因为白内障手术只有一只眼睛是成功的，他现在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为了不让它太疲劳，每天写作三四个小时就要休息。“读书是不行了，短的、字印得大的还可以，家里的书不到 30 本，大都是些工具书。”最爱的几样事情都不能做了，“书不能看，酒不能喝，烟不能抽，肉不能吃”，李永平说自己的现状实在是有点“凄惨”。
交谈中逐渐发现，李永平小说语言中令人略感别扭的地方，其实同样存在于他的口语中。比如他在句尾很喜欢用“啊”这个语气词，就像早期的白话文诗歌一样，但他绝不是拿腔拿调地在讲话。当他反复说“那是我的中国啊”，你分明可以感受到这种老旧到陌生的句式里饱含真的感情，而且是这个句式产生之初的那个年代的真感情。因为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来到沙捞越，李永平的语言糅合了上世纪初大陆的白话文、古典诗词、武侠小说用语，以及马来西亚和台湾中文的特质。不过对于自己在台湾被称为“马华作家”，他很生气：“我已经一再和台北文艺界提过了，我对‘马华文学’这个名词没有意见，但李永平不是马华作家，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没切身关系的概念而已。”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归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更希望自己被称为“华文作家”。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他有很多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必须表达而难以表达的情感，他甚至和给予他极高评价的台湾文艺界也有隔膜。因为怀有“三份乡愁”，李永平反而成了每一个地方的异乡人，只能通过写作来回到他想回也不敢回的故乡。
= 《外滩画报》L= 李永平
主动放弃马来西亚国籍
：你记忆里的婆罗洲是什么样子？
L：婆罗洲非常大，什么东西都大，山大河大，森林大，高山大。我已经二十几年没回去了，自从我父母往生以后。我兄弟姐妹还在，可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愿意留在那里。我从小就想往外走啊，离开那个地方，离开以后非常怀念，到头来呢，还是写作，通过写作回家。我人是不能回去了，因为政治问题。
：什么政治问题？
L：我在黑名单上面啊，我是“反马来西亚分子”啊。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接受媒体的访问，对马来西亚有一些批评，那边政府发现我的言论不中听，就不高兴了。我真不敢回去，因为你不知道下飞机后会出什么事情，说不定就从人间蒸发掉。他们对华人还是不友善，当然比印尼好一点，印尼华侨很可怜。我爱那个地方，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可是我又怕，毕竟是外乡人。
：你当时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L：我从懂事开始啊，就想回中国。因为我很**，我做小孩的时候就觉得在马来西亚是寄人篱下，你永远是二等公民嘛。我想离开，我想回到自己的国家，能够把我当作自己人来看待的地方。所以我就一直努力，想等到高中毕业就回大陆。都已经准备了，可是我念高中的时候，晴天一声霹雳，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是马来西亚第一个知道大陆发生“文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它每天有一个小时面向南洋华侨的节目，开始 10 分钟是新闻，接下来就是文艺节目，歌唱、说书。有一天，这个新闻没有了，一切正常节目也没有了，一小时都在播《毛主席语录》，一段又一段，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播了一整个礼拜，我都能背了。第二个礼拜呢，开始播一些比较文艺的东西，根据《毛主席语录》改编的歌曲，我就知道大陆出了事情。果然后来消息传开来，我知道我回大陆的路断了。实际上我都准备好了，我有个舅舅在广州，安排我到中山大学的。那怎么办呢？我又不想待在马来西亚，我就选择来台湾，一来就是五十几年了嘛。我父亲和我一样，到沙捞越教书存钱，想回唐山盖房子，没想到抗日战争爆发，就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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