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小说始终都和自然拥抱在一起，这就是她独具特色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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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坛猪油》读后感(八)：从爱情看人性
小说创作带给了迟子建认识这个文学新时期的机会，而《一坛猪油》便是在其执笔创作小说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所作。小说讲了一对林木工人夫妇一生经历的故事。故事以“我”为叙述者，“我”变卖家产与屠夫霍大眼换来了一坛猪油，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去城里找丈夫。这坛猪油让“我”与丈夫老潘再添一子（苏生，小名蚂蚁），而老潘的同事崔大林也依靠一枚祖传的绿宝石金戒指喜报媳妇儿程英归来，但一次意外让遗失了戒指的程英不幸坠河身亡。后来，蚂蚁打渔归来，在一鱼腹中发现了戒指，但崔大林执意不收。在老潘去世后，饱受良心谴责的崔大林说出了真相：戒指本该是属于“我”的，它被埋在那坛猪油里面，只是崔大林一时贪心拿走了。而关于这个戒指的来历，又牵引出一段猪油主人霍大眼对“我”的感情。
贯穿全文，“一坛猪油”成了行文的线索，而猪油里的绿宝石金戒也成了指向爱情的风向标。在绿宝石金戒下，读者可以看到程英对崔大林的用情、霍大眼对“我”的企图、客栈老板对坛子的专一等等。但换个角度看，不难发现它是一面反映人性本质的镜子，是黑是白，一清二楚。同时毋庸置疑，《一坛猪油》里除了人性，还有爱情和婚姻，这些都是作者向欣赏者娓娓道来的资本。但显然并非所有婚姻都是爱情的归宿，所以请允许笔者以“爱情”之名对小说中的人性作一番浅析。
对“爱情”二字最简单的解释是男女相爱的感情（出自《现代汉语词典》）。那么，男女双方因何结合，即因何相爱便成了其中的关键，也成了“从爱情看人性”这一主题的插入点。自古便有孟荀两大儒学主张者关于人性不同的看法，分别为“性善论”及“性恶论”，但这两点是相对于本性而言的。换而言之，随着人的成长，人性本身会因后天影响而掺杂善恶两面。所以，在这种解读下，从爱情看人性就化为了人性善恶对爱情的影响。
第一，善主导下的人性巩固爱情。
“我”与老潘是一对由爱情走向婚姻的患难夫妻，平平淡淡过了一辈子，没有轰烈的海誓山盟，但彼此间的忠诚与信任却成了人间纯朴温情的写照，也成为了该著作的亮点。小说开头提到：“我当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结合后文可知，老潘在城里当上了所长，不忘在乡下的妻儿，便通信让他们过来一起生活。放在现在看，林工所长算不上是什么大官，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有这种自觉的责任感，一种对爱情、对婚姻的忠诚。一九五六年，在当时那么一个法制不完善的社会，虽然婚姻法刚颁布不久，可实际上对维护女方维权并无太过有力的效用。老潘可以像成龙所言犯下一般男人都会犯的错，在逍遥快活之后抛弃糟糠之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找借口开脱。显然，老潘并无选择如此下作的办法，而是把妻儿接过来一同生活，共苦乐。“我”生蚂蚁的时候，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必须得出山，但如此一来时间就来不及了。事到如此，唯有过界到苏联生产。“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可见，老潘对“我”或者说“我”和老潘之间的爱情已经是超乎了物质、财权。对于爱情，他们以婚姻来驻守，把心理和生理本身对爱的共同需要（一种人性的本能）浓缩于其中。同样，“我”对老潘的感情已经超乎了儿女之情，可谓是跨越一生的相守。无论是从开始的林工到辉煌的所长，再到后来文革期间的“苏联特务”，“我”与他始终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这就是善主导下的人性对爱情的巩固，对爱情的忠诚与信任足以掩盖过分私欲带来的破坏，因为他们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中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共同的原则和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亲情、金钱、健康，抑或是家庭，但无论是什么，最终都能使男女双方更加紧密地结合，加固已成形的爱情——他们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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