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处：增译本36页“不管公众之利益。既已说完家国之事”这两段间，又省去了原著近6页篇幅，对“家国之事”的论述。
上图中第一段，所对译部分是1868年版第64页（下图1） 而后一段出现在1868年版的第70页（下图2）
图1图2有意思的是，在2012年所出版的《忧郁的解剖》（精简本）还善意地保留了原著一句话，虽然已经修改了原著的段落结构。
这样的问题在其余部分也很多。
虽然能够翻译此书，已是善莫大焉，但是“任性”删减的地方（主要原著中一个完整的段落与小节）应该告知读者。
《忧郁的解剖（增译本）》读后感(五)：《忧郁的解剖》（增译本）译后记
《忧郁的解剖》（增译本）译后记一
“他说伯顿那部《忧郁的解剖》是唯一能引他早起两小时的书。”
——鲍斯威尔《约翰逊传》
1620年12月5日，四十三岁的英国学者、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其位于牛津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 Oxford）的书房里为一部名叫《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的专著画上了最后的句点。次年，《忧郁的解剖》首版问世，随即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据统计，《忧郁的解剖》在伯顿生前共再版过四次，分别印行于1624年、1628年、1632年和1638年。对于此书的风靡一时，与伯顿同代的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曾写道，“一部文献学书籍能在我国于如此短的一段时间里再版多次，实属罕见。”而富勒将《忧郁的解剖》归入到文献学（philology）一类里，称伯顿只是“把五花八门、浩如烟海的精深学问堆砌了起来”，虽有失偏颇，但也正说明了此书的内容更偏向于文学，其文字的生动有趣是枯燥的医学类专著所远远不及的。另据安东尼·阿·乌德(Anthony à Wood )的说法，《忧郁的解剖》的出版商还“借此而发家致富了”。故也难怪，在此书第五版正式由牛津的亨利·克利普斯(Henry Cripps)刊印之前，会有盗版商名罗伯特·杨格(Robert Young)者在爱丁堡行所谓的盗印之事。1651年，在伯顿去世十一年后，《忧郁的解剖》第六版问世，于这一版中我们可以见到伯顿生前对此书所作的最后一次修订。伯顿虽曾言，“正如木匠的经验之谈，有时候与其修缮旧房子还不如去建个新的。”亦曾保证，“我现已下定决心不再推出这部专论的新版了——任何事都不要做过了头。我以后就不会再作任何的增补、修订或删削，该做的我已做完。”但在《忧郁的解剖》每次再版前，伯顿却都要借机对此书作大幅的增订，以致最后使其字数从初版时的30余万字增长到了第六版时的近50万字，个中增幅竟达六成之多。
此后，《忧郁的解剖》在17世纪下半叶还再版过两次（1660年、1676年），而它的第九版则要待到1800年方才问世。由此可知，在进入共和政体与王政复辟时期后，《忧郁的解剖》便不再走俏了。究其因，或许是时代趣味的改变使然。在伯顿《忧郁的解剖》初版之时，书之主题“忧郁”正是当时读者的兴趣所在。——须知，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属于四大体液之一的忧郁之液（即黑胆汁）会使人生出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非凡才能，故政治家、学者、诗人以及艺术家较常人往往更易陷入忧郁。而一旦忧郁与才智相互关联了起来，则忧郁之状态也就成为人们所向往的了。早在16世纪，英国旅行者便发现忧郁症在意大利文人圈中蔚然成风，于是将之引入到了英国国内。1580年，忧郁症如传染病一般在英国蔓延开来，并于此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而在当时的伦敦，身染忧郁之人还一度泛滥成灾，竟足可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类别，人们常以“不满者”称之。此外，这忧郁症亦在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文学中有所反映（最常见于戏剧作品里）。至于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的文人，其中也不乏身患忧郁症者，如锡德尼（Sidney）、格林(Greene)、纳什（Nashe）、查普曼（Chapman）、布莱顿（Breton）、多恩（Donne）以及布朗（Browne）等等。故我们大致可以说伯顿是为那忧郁的一代人写下了一部关于忧郁的书，仅据书之主题也不难想见，《忧郁的解剖》于1621年面世后即会大获成功，一版再版。
但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当到了18世纪，伯顿书中的那些科学知识就未免显得陈旧落后了，而其冗杂绵长的行文风格也不能不说是老套过时的。由此之故，《忧郁的解剖》在18世纪便几乎处在了一种湮没无闻的状态里。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由于兰姆（Lamb）等文人的影响，《忧郁的解剖》才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热销，百年之中，再版、重印，共计四十余次。不过，兰姆本人却是一心想要保存这部旧书的古味的。他反对把原本流传不广的页边印满旁注的厚重对开本换上现代装帧（1800年版）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认为这是对该书的一种亵渎。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了兰姆的志在重现伯顿之文风，以及他和他的文人朋友对伯顿的热情追捧，才使得《忧郁的解剖》复又畅销起来。——另据考证，此次伯顿的“复兴”实始于约翰·费瑞尔(John Ferriar）在其《解读斯特恩》（1798年）一书中向世人揭示斯特恩确曾借用过《忧郁的解剖》的内容与文字。该书甫一出版，对之感兴趣者便急急奔走于旧书肆中寻找《忧郁的解剖》旧版以一探究竟，而《忧郁的解剖》一书的价格也从曾经的一先令跃升至了一几尼半——除兰姆以外，浪漫主义文人中济慈（Keats）、柯勒律治（Coleridge）、骚塞（Southey）等人的部分创作亦曾受到过伯顿的影响，其中又以济慈为最。至于弥尔顿（Milton）的创作《欢乐者》和《沉思者》是否也受到过《忧郁的解剖》的启发，却是一件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事了。不过，诚如霍尔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在其为人人文库版《忧郁的解剖》撰写的导言中所称，“自此至今，人们对该书的兴趣便增而无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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