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上面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一切文学的考验和追问。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历久不衰地经受追问和考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的时代（1867－1868），正是俄罗斯传统的农奴制解体后，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代。那时候，“俄罗斯先进的文学界提出了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口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企图“解决创造文学中正面形象的任务”。《怎么办？》里真正的主角“拉赫美托夫是一位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他经过千锤百炼，决心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忍受一切考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用这个形象表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他笔下的其他几个“新一代的平常的正派人”不过是“简单、平常的房子而已”，他要塑造的是宫殿，“是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人”，“是要达到艺术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为此，他的拉赫美托夫游历天下，助人为乐，“不喝一点酒，不接触女人”“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专门睡在用铁钉做成的针毯上，扎得自己满身是血。在普通人眼里那是一个“被一道灵光环绕着”的超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监狱和绝食之中完成了他的创作，尽管有沙皇审查官的百般查禁，《怎么办？》在1863年发表之后立刻风行一时，成为俄国无数革命青年的教科书。据当事人回忆，列宁对这部书极为推崇，他宣称“它使我整个的人生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给自己侄女的信中说明《白痴》的构思，他写道：“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特别是现在。一切作家――不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都算在内，只要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就总是会自认失败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个任务过大了。优秀人物是一个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或是在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这样看来，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新事物，原本就是老生常谈。理论家们总以为自己可以为文学指出一条光辉大道，总是希望把文学关在理论的围墙里边才放心。天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还是不能免俗，还是不能逃开时代思潮对自己的限定和影响，他在理性上希望自己能“描写正面的优秀人物”，他原本也是打算把自己的小说关在理论和理性的围墙之内的。
《白痴》问世之后在引起轰动和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许多左翼的“进步”文学家、评论家纷纷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指责他以宗教的精神鸦片毒害人民，宣扬放弃反抗、放弃革命，宣扬忍耐和顺从。他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义、自我矛盾的世界观，和他对于人的毫无信心的悲观立场。他们需要和欣赏的是拉赫美托夫那样的“坚贞不屈和充满毅力的职业革命家”。革命领袖列宁的激烈批评：“对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拙劣的模仿”，更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上清算了作家。
这么说来，追问和考验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除了能完成对人间万物无动于衷、盖莫能外的淘汰之外，还能让一时一事的是非善恶变得无足轻重，让原本模糊不清、一文不值的东西大放异彩。
看过《怎么办？》之后，最强烈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只能充当资料了，起码不必再把它当作文学来阅读，它主题明确逻辑严密，像推演数学公式一样推演出爱情抉择和社会改革，推演出新人的神圣形象，并对一切难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和解决方案。读了《怎么办？》你就知道了“这样做”。作者的意图十分明确，一个给出了答案的“怎么办？”容不得“**的男读者”或女读者再多想什么。因为它一百多年前就把自己界限分明地关在理性和理论的围墙之内了。一本小说不再能进入人的感情，不再能引出人的联想，这本书就死了，最多具有资料价值，最多可以当作文物。可文学不是文字资料，文学是人类用文字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从这种本能出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最为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可以历久不衰地进入人的情感和精神。当然，提到“本能”，立刻就可以弄出无数条“解构主义”的“颠覆性”的疑问来。比如立刻就可以发问：一个用文字记录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人，还有“本能”可言吗？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会有相同的本能吗？等等。限于篇幅我不能为此多费笔墨。但是，看看《白痴》或许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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