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波普尔、奥克肖特等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起来，伯林的思想是不易捉**的。他对传统社会没有执拗的敌意，对现代政治也甚少强烈的怀疑。他是嘲讽的，也是通达的，明白时移世易的道理。所以他擅长移情（empathy），总是对观念制造者们以及他们的时代报以理解之同情。然而，这种独具的秉赋也很危险——理解令他的思想异常透彻，但有的时候，当他深陷于那些人的头脑当中，自己也会变得飘忽不定，找不到目的和归路：《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相当集中地体现了伯林思想的这一特质。
和那些需要大加编辑的散乱文字不同，《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是伯林生前继《卡尔•马克思》之后，惟一真正有望出版的“大部头”。1992年，当哈代用八开纸把手稿打印出来，伯林惊呼：“印了275页，太恐怖了！”甚至自嘲地、半开玩笑地用年龄来搪塞哈代，说83岁的他根本不记得当年曾和出版社有过出版合约。但是他与亲友的通信表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的第一稿已经完成。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放弃了出版它。
兴趣转移是其中一个原因。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导论中辨别出，这本书哪些部分是伯林原有的论述，哪些属于新增的内容。例如民族主义、索雷尔、尼赫鲁等字眼，实际上到20世纪60年代才纳入伯林的视野。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里的内容被伯林分解成了一个个单独的主题，并且得到了更详尽更准确的表述与讨论。这其中包括《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浪漫主义的根源》等演说文集。不过可以肯定，《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没有就此成为被**一尽的椰壳，相反，书中的蕴藏依然相当丰富。
很难在此对书中的蕴藏做一一的评估。然而，了解伯林的读者清楚，“自由”、“平等”这类现代观念与幽暗人性之间的巨大张力总为伯林念兹在兹。真实的人，如何与抽象的事物相容？具体的个人，怎样避免被多数的人：集体、社会、国家这类庞然大物压垮？毫无疑问，在《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中，伯林的锐眼须臾不曾从这些关键议题上移开过。
如同赖特•米尔斯（C.W. Mills）所说，这个时代最大的分歧在于人性。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含义及其局限。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人性的探讨和改造差不多同时在进行。理性、**、欲望、利益等等，都在探讨与改造之列。遗憾的是，固有的认知模式决定了人类很难把所谓人性与环境（往大处说就是“历史”）分出彼此，以至于共识少得可怜，悲剧倒是一箩筐。理性主义强调普遍规律忽视历史特殊，其失败不必提。以反对派面目登上观念舞台的浪漫主义也没有结出几颗善果。虽然在少数杰出之士那里它呈现为深刻的思想，但最初的思潮仍不过是“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浪漫主义的根源》），被落后于英法的日耳曼人当作调适民族心理、凝聚民族认同的工具——得不到某样东西，就教会自己说那样东西不稀罕，不值得追求。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心理：一种巧妙的自卑，一种貌似狂傲的沮丧。然而沿着这一思路，某些固有观念的确遭到颠覆性的**，例如“知识即美德”的传统，以及真理至上的理性精神。浪漫主义者把“真诚”这种长期被人蔑视的低微德行奉为至尊，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爱智慧”的单一模式，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性的经典含义。由浪漫主义的大门进去，有可能通往历史主义、民族主义、存在主义、领袖崇拜、极权主义的种种曲径——这就是伯林对浪漫主义的总体认识。
然而即便处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段堪以“浪漫主义”命名的历史时期，机械的理性主义教条、一元论、历史决定论等观念依旧声名赫赫。如果说浪漫主义试图把一种美学模式强加于人类生活，那么用科学模式解决人类问题的谬误同样触目惊心。一旦二者结合起来，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加巨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伯林不仅批判迈斯特、赫尔德这类“反动派”，也批判伏尔泰、卢梭以及康德。可能因为后者拥有明亮的光环，伯林对他们的批判反倒显得前者颇值得同情与理解——不同于明晰晓畅的各种论说文集，《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在行文上的繁复晦涩似乎也透露出伯林所持的暧昧态度。不过，就此认为伯林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支持者，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他一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对自由造成主要伤害的，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浪漫”，而是蒙昧、暴政、残酷与迷信。仅凭这一点即可判断，伯林是启蒙精神的嫡系传人，而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的确钦佩慷慨激昂的革命家赫尔岑，然而他终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现代的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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