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作为前·大学教员，我一直对于教学法有深度关注，也许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积习，宋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在教学中的技术和实践痕迹，比如以罗生门演绎出历史认知、历史事件和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又比如以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作为引入日本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前奏性要素，并不断返回至史料钩沉中，着实令我赞叹击节。这种有意识的教学法的探索也不失为本书特色。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这篇书评算是自己的读书笔记，以期能为其他读者引路，关注到一些有趣的细节~
：本书的细节还是很多有趣的点的，比如从郎世宁作为宫廷画家的身份到耶稣会士的传教与清朝的社会开放程度，海疆与贸易在东亚三国互动时的殊胜性，都是极为有趣的视角，读者不妨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通过各种细节，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发现东亚》读后感(三)：新话语权的探索
对国史最初的兴趣来源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本书一改我之前对中国历史的刻板印象--两千年来未曾变革过，直至在坚船利炮的压力下被迫变革以救亡图存。这本中国人写的中国史展现了历代的变革与进步，隐约之中让我看到了文明演化的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欧的）可能性。可惜这个进程被无情打断。近代以来中国持续的失败，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甚至抵触，对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趋之若鹜，从而对近代史的解读也理所当然的偏向于更为“文明”的西方视角：中国的落后来自于闭关锁国所导致的愚昧、落后、狂妄自大--这是任何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所熟知的--“落后就要挨打”嘛。然而这种视角的突然转换，带给我的是对国史的断层感，当我以西方视角回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不禁又会生出一些疑问：满清以“夷”代“夏”，对中原算是殖民统治么？如果是殖民统治，那么当时那些在儒家经典中成长的士人在清朝的治下又何以自处、又何以心甘情愿的出仕清朝呢？既然明末清初的汉人都纷纷承认清朝的正统，为何三百多年后的我却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回答这些疑问是我读宋念申《发现东亚》这本书的初衷。
本书作者对我的问题给出的解答是“视角问题”：殖民、民族国家等一系列概念是19世纪西方的产物，用这些概念反回来解释17世纪的中国，“水土不服”是很正常的。理解历史的关键在于回到历史当时的情境，明末清初的士人自然不会有200年以后才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我们现在想象中的“汉族"、”满族“等民族，更何来民族压迫之说！按照《发现东亚》的观点，清朝乃是一个多元帝国，不仅吸纳了中原信奉儒家的汉人，亦充当了蒙古和西藏的最高领袖，以此解决了游牧民族作为边患这个困扰中原王朝的世纪难题。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思维，从更广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重新审视了明末以来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对东亚现代化的历程进行的全新的且更有延续性的诠释。
当我们随着作者回到历史情境本身，重新审视诸如“闭关锁国”这些想当然的观念，我们发现呈现在面前的并不是一个冥顽不化、闭目塞听的“老大帝国”。清朝对西洋传教士的宽容非同时代的欧洲所能比拟的；对外贸易的管控，在当时看来也都是无可厚非、合乎情理的。当英国使团向清帝请求通商而遭到拒绝时，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纵然可以批判天朝的妄自尊大与蒙昧无知，但是同时代的英国人未必就做的更好：如果他们理解中华体系的国际秩序，断然不会提出如此无礼的请求；如果他们更加文明，又奈何最终要诉诸武力？要知道17、18世纪的世界并不存在全球通行的所谓惯例，惯例仅仅流行于区域内（比如西欧的条约和东亚的朝贡），英国在清朝人眼中恐怕和清朝在英国人眼中一样显得无知与傲慢。只可惜东亚文明自身演化的进程被武力所中断，而我们下意识地选择西欧作为文明唯一的参照系来解读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继承了西方对历史进程的诠释。
如何理解过去决定着我们如何去塑造未来。历史虽然是发生在过去的客观事实，但是随着专业学者对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汇总，以及对主流与代表性事件的不断甄别，对同一段历史时期的解读总是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我们的国家民族现在早已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但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恐怕还是被西方视角所绑架着。如果连对国史的定位与理解都要仰人鼻息，那在国际上就很难有真正独立自主的话语权。如何破除对这种单一视角的迷信以及如何开辟新的视角，应该是我们这代人所应该尝试与努力的。《发现东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也希望更多的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重新认识这片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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