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壹玖壹壹》谨守克制与沉默的视觉逻辑不同，《告别皇帝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面相。在马国川先生精心设计的提问下，十二位学者围绕“辛亥百年”这一主题，各自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汇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细节繁复的交响曲，这是以思想突破概念化书写历史应当遵循的逻辑，也是以思想拼贴真实的历史图景需要施展的策略。
要保证这种“突破”和“拼贴”的成功，端赖于对受访对象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年龄上，十二位学者之间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最年轻的也是将近半百，这就在历史记忆、知识积淀和生命感受上保障了对“辛亥百年”进行评论的品质和广泛代表性；在地域背景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学人在同一个主题下走到一起来，保障了认知和价值观层面上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学术领域上，十二位学者都是各自学科内建树颇丰的旗手，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视角，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辛亥百年”，获得立体的整体认识。
真实的历史影像是我们进行坚实地观察和思考的前提，不断地观察和思考则是我们复活历史，使之与现时血肉相连，从而扎根于时间洪流不被轻易裹挟而走的必由之路。它们仿佛任何健康的人所需要的钙质和维生素，希望这两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做一个健康的中国人
《告别皇帝的中国》读后感(九)：告别的仅仅是皇帝
马国川的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值得一看的。因为书中汇集了朱维铮、李泽厚、章开沅、袁伟时、雷颐、周有光、杨天石、萧功秦、许倬云、高全喜、余英时、刘香成等12位知名的学者，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因着这些大家的思想，所以显得这本书十分的可看。
在说他的可看之处之前，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的编排却是很差的。尽管本书的大主题是围绕着辛亥革命，但是书中还是有着一个小主题的——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在这个小主题的处理上，这本书显然做的不是很好。按照常理来讲，跟“告别革命”论相关的著述应该编排在一起，始作俑者的李泽厚的辩解或置前后置后；但是书中却把相关的著述杂乱的排列着，感觉非常的不好。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对岸的台湾已经举行完了一百周年大庆；对于此岸的我们，辛亥革命革命的遗产又剩下了多少呢？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统治，其成果可以说是斐然。但是在其结束后各种各种的弊病并没有因为告别了皇帝而作别。“辛亥革命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只有名义上而没有实质上的丰碑”（李泽厚，p27）。
“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整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高全喜，p159）”作为缔造民国的同盟会及其后续的国民党，不仅没有被“宪法之轭”，所束缚住，反而开创了“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河”，与袁世凯一起“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而且从长远来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前，这个宪政架构一直稳定不下来，更大的责任是国民党”（袁伟时，p62）。
在谈及辛亥革命前夜的晚清新政的时候，雷颐指出（p71）“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改革都只能有执政者来做，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中，如果判断改革的权力也有他们来掌握，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不改革呢？！”，而与此相对应，辛亥革命同样的将这种观念继承并延续下来成为一个负面的遗产。“谁当权谁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章开沅，p4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负面遗产就是“工科思维”或者说“科学决定主义”（章开沅，p48）。许倬云也指出，“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p142）
尽管有着“现实的的政治利益在内。真正客观评价，要过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但是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
辛亥革命早已结束了。合上书，细细品味，还是序一周有光的那几句话说的很有味道。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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