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象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的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天……
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的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象雌老虎般的跑来，拚命的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起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的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忌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的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辞，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的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的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①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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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家的继承人于作家死后仍可享有著作权若干年（年限由各国法律规定），满期后即无所谓版权，出版家均可自由翻印，等于公共产业。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其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罢？）——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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