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半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 ；先交 一半，等办妥了再交 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 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 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结，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 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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