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光绪七年，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一件是二月间，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洋饭碗”记恨在心，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刘锡鸿自不量力，出以此举，自然是自讨没趣，上谕斥责其“信口诬蔑，交 部议处。”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
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排扬阔极，顶马、跟马、高脚牌，前呼后拥一顶绿呢大轿，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双眼花翎，身穿四开禊袍黄马褂，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恪靖侯。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清道等候；湖南省的藩、两司、修补道等等，亦来站班。可是郭家双扉紧闭，拒而不纳，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桥，由戴红顶子的“材官”上门投帖。
“不敢当，不敢当！”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打千说道：“请大人回驾。”
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点都不生气，和颜悦色地答说：“你跟你家老爷去回，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便衣不恭敬，所以穿了官服来的。”
门上一进去，久无消息；首县看“爵相”下不了台，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说是如果不见，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请他体恤下情。总算说动了郭嵩焘，开正门迎接，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
“老哥！”左宗棠见面便说：“宗棠无状，特来请罪。”接着，拂一拂马蹄袖，捞起四开禊袍下摆，跪了下去。“不敢，不敢！”郭嵩焘也只好下跪答礼。
随从官员，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也不解释是为了军饷，“有土斯有财”的缘故，只连声：“是我该死，是我荒唐。”
左宗棠一向健谈，谈西征、谈边防、谈京里的新闻；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郭嵩焘也不便象督抚会客那样“端茶碗送客”，便只好留饭。
随从倒是有首县办差，从长沙第一家大馆子玉楼东去叫了酒席来，在附近的关帝庙接待；左宗棠却必须是郭嵩焘的家庖，才是待客之道。好在湘军出身的达官，除了胡 林翼以外，都不甚讲究饮食；左宗棠喜欢吃狗肉，称之为“地羊”，有此一味，加上腊味，再炒一盘去骨的东安鸡，在他便是盛馔了。
一顿饭吃到未末申初，左宗棠方始兴尽告辞。临行时做个手势，材官递上一个红封套：左宗棠双手奉上，口中说道：“不腆之仪，聊助卒岁，务请赏收。”
郭嵩焘不肯收，左宗棠非送不可。当着好此湖南的文武官儿，郭嵩焘觉得起了争执。有失体统，便收了下来，不过，心里已经打算好了；拆开封套一看，是阜康钱庄所出的一万两银票，当即提起笔来批上“注销”二字，拿个信封装了，送到左宗棠的行辕。照道理是要回拜的，郭嵩焘也免了这套俗礼。左宗棠到头来，还是讨了个没趣。
十二月初二到湘陰，当天晚上，就收到一道由湖南巡抚衙门专派差送来的军机处的“廷寄”。
廷寄中说，有人参劾湖广总督李瀚章“任用私人，纵容劣员，该省防缺军额，虚糜帑金，贻害地方；李瀚章本人黩货无套，民怨日深”。原奏胪列了李瀚章许多劣迹，其中情节重大者四款：
一、湖北全省厘金，岁收三、四百万，报部则仅四万。
二、竹木税年收百万，报部仅三万。湖广总督衙门每日用银七百五十两，即在此中开支，年耗帑银二十七万余两。三、以公家轮船，载运私货，公然贩卖。
四、要李瀚章在扬州、芜湖均设有当铺。
清朝的规制，凡是督抚被参，视情节轻重作不同的处置。情节较重者，常由京里特派大员，至少是尚书，且须资格较被参督抚为深的，前往查办。为了防备被参督抚事先湮灭证据，所以明发上谕中只说派某人往某地出差；所谓“某地”决非被参督抚所管的省分，譬如说派到四川出差，湖北是必经之地；一到武昌，立即传旨，随带司员马上动手，封库的封库，查帐的查帐，来他一个措手不及。
情节轻微，或者有意把案情看得不重，便就近派官阶资格较高者查办或查复。左宗棠奉到的上谕是：“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这是查复，不是查办，可是左宗棠不理这一套。
十二月十三到武昌时，李瀚章已经接到李鸿章的通知，知道左宗棠是来查案。须先示意布政使衔候补道杨宗濂告假回籍。此人在咸丰末年，以户部员外郎在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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