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专论比、兴两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只讲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两法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对比、兴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刘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对比、兴传统方法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刘勰自己对比、兴的理解：比是比附，是按照事物的相似处来说明事理；兴即兴起，是根据事物的隐微处来寄托感情。这基本上是对汉人解说的总结。刘勰又说：“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托）讽。”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刘勰论比、兴的重要发展。第二部分从《诗经》、《楚辞》中举出一些实例，进一步说明比、兴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以及汉魏以来多用比而少用兴的变化情况。因为汉晋期间用比的方法更为频繁，所以，第三部分专论比的运用。刘勰用大量例证说明，比可以用来比声、比貌、比心、比事等；总的要求是“以切至为贵”。汉魏以来“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在文学创作中也取得了“惊听回视”等艺术效果，但刘勰对忽视兴的倾向是不满的，所以说这是“习小而弃大”。
刘勰对比、兴两法的运用，提出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在全面观察了事物的基础上“拟容取心”。比拟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应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写上，而必须提取其精神实质；也就是说，要通过能表达实质意义的形貌，来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斥言”、“托讽”，以小喻大。
（一）
《诗》文弘奥1，包韫六义2；毛公述《传》3，独标“兴”体4。岂不以“风”通而“赋”同5，“比”显而“兴”隐哉6？故“比”者，附也7；“兴”者，起也8。附理者，切类以指事9；起情者，依微以拟议10。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11。“比”则畜愤以斥言12，“兴”则环譬以记讽13。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14。
〔译文〕
《诗经》里边的作品，体大思精；其中包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毛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出“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感，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种表现方法。
〔注释〕
1 《诗》：指《诗经》。弘：大。奥：深。
2 韫（yùn运）：藏在里边。六义：指风、雅、颂三种诗体和赋、比、兴三种作诗方法。《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疏：“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3 毛公：即毛亨（hēng哼），西汉学者。《传》：指《诗训诂传》。
4 标：标明。兴体：这里意为“兴”这一项。《诗经》毛传，只标明他认为属于“兴”的诗句，而“赋”、“比”则不注。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二句下标以“兴也”。
5 风通：指“风”诗通用赋、比、兴三种方法，但“风”也概括了“雅、颂”在内。《毛诗序》所列“六义”的次序，是根据《周礼·春官·大师》中讲的：“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六义”，其实为一。这种固定的排列次序，孔颖达在《毛诗序正义》中有如下解释：“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刘勰所论，正是按照这个次序。赋同，指“赋”的表现方法是直陈事物。“赋同”和下句“比显”、“兴隐”是并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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