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令人想到同是大清朝的一位历史人物，那就是吴三桂，一个既背叛了大明又背叛了大清的人，同样的野心家与投机分子。或许清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完成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的。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要讲革命，就得先谈谈立宪运动。而要说立宪，还不得不承认立宪的推动者就是当年杀了六君子、囚了光绪帝的慈禧。慈禧提出改革，倒是让外国人很乐意，不过国内的各方势力却无一买账：皇室觉得那是要夺自己的权，当年的维新派又觉得慈禧是假立宪真专制不够诚意，而革命党根本就不屑于理睬。最后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让步，结果百姓很失望，革命派则彻底在公开的论战中获得了上风。
所以当武昌乱党们的烽烟逐渐向四方传散的时候，北京当年预备立宪的承诺便再也没有人去理会了。人们对于满清自身的不满，再加之革命党对满汉矛盾的刻意强化，一场以多对少的民族革命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北京的醇亲王也下错了最后一步棋，他请出了袁世凯，那个真正敲响清朝丧钟的人。至于孙中山，他的革命理论就跟康有为那一派一样，也许诸多救国方案中的一种只是较之前者更为激进。他的胜利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真的那么高人一筹，而是在于这场运动发动的时机：一个没有慈禧那样强权号召力的末世，一个政府威权由于反革命而后又伪革命而彻底沦丧的时代。
不过诚然如绝大多数人的感受，辛亥可以算是一群贵族的革命，或者只是一场政权更迭的游戏，普通百姓眼里所看到的只是紫禁城里又换了新主人，关注的也不过是要减掉一根小辫子，他们也不可能被发动起来。从这一点上，陈独秀说的没错，中国的确是缺少共和主义者。而庄士敦还谈到，人们并非一定要满清下台，只是被革命党的反清口号所影响而人云亦云。中国日后的所有平民革命，都免不了要沦为纯粹意义上的口号战，口号喊得响却难掩背后喊口号之人的盲从。
民国黎明的种种晦暗，不由得也使庄士敦怀念起了清朝落日的余晖。他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人民虽然被异族统治着，但其原本生活还是相对稳定而自由的，而孙中山上台后的民国却是几经内外战乱与政坛变天，原本共和主义所能承诺的自由和民主一样都没有真正降临。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在现阶段还不具备实行共和，而且实行共和只会加剧动荡的情形下，也许选择更温和的立宪政体是更好的选择。庄士敦正是凭着这一信念，选择成为溥仪的老师，把希望寄托在小皇帝身上，希望真的能够有那么一天的到来。于是，有了张勋不成熟的兵谏，也有了日后满洲的那一次出走。
当然，历史绝不可能重来。可以理解，一个英国人对立宪政体是有多么的眷恋，而在世界君主政体受到一次大战而整体低迷的情形下，也许选择退而求其次的英国式宪政或许是当时至少部分人心中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救国方案。在我看来，此种方式求的是一种稳妥，却因为君主的羁绊而看不到未来，因为中国已不再是那个中国，皇帝也不再是那个皇帝。
五。关于皇室优待条件
中国的皇室优待条件，在人类历史上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的通过，使中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两个统治者，一个住在皇宫里，是皇帝又不是皇帝，没有一点权利却又声名遐迩，一个住在皇宫旁，却是民国真正的大总统，名义上掌控着全国的大权。而在全国，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民国，当然也知道民国首都的中心还住了一个皇帝，所有皇帝在人民的心中还远远没有死。
这份优待条件，看上去能使大家都能满意。革命派可以不费一兵一戈就统一全国，避免了南北两派的分裂局面，也省下了一笔巨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存在只是虚号并不影响民国的经营；而皇室也保住了自己最后的颜面，避免了像六年后沙皇那样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也依然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日后甚至还可择机谋求复辟。这一条约自然是袁世凯的杰作，他让双方都觉得战胜了对方，而自己实际掌握了实际的主动权。
到袁世凯一死，这份条约的支持者便自然换成了宫廷的管家——内务府。毕竟，北洋军阀的民国是不会给小朝廷发钱的，而如何使自身在糜烂的生活中依然能维持一种皇家的气派与尊严，那就要看这些有权势的家伙是如何坐吃山空的了。他们才是最终的受益者。于是腐败的内务府制度，也成了庄士敦心中之大恨，他甚至把清朝的灭亡都归之于此，尽管内务府仅仅牵扯到皇室内部的财政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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