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问题，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中国人往往是说不出来的，或者说就算知道也放在心里不说出来装糊涂。而在这时候，站在旁观者角度的外国人，倒是看得比所有人都清楚，出于旁观的角度其表达自然也更加心直口快。
似乎所有洋人都不免存有这样的逻辑：西方是文明的代表，东方便是落后与愚昧。西方人到东方来，就是给愚蠢的东方人带来文明。既然西方给东方带来文明的曙光，那么东方就不应做任何的抵抗，哪怕西方人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文明的。
此话当真不假。即使这位处处为大清皇室着想，甚至还抱有满洲复国遗梦的庄士敦，也不例外。洋人从未认识到自己的侵略，即使是以一种似乎非暴力的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种实在的好处，那就是洋人在论及大清帝国为何会如此衰落的原因时，不会和我们的史学家一样总是去找外部侵略的原因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把造成中国现状的原因归于中国自身的问题：贪婪的统治者，恶棍般的满汉大员，昏庸的皇族，充满野心的实力派，而最关键的则是腐朽溃烂的制度以及自大虚荣的心态。
一。关于百日维新与康有为
在洋人看来，把中国纳入他们设计的世界体系，便是给中国带去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和谐的国际关系。这么好的事，慈禧太后反对那么慈禧太后就是反动的，义和团反对那么义和团就是反动的，袁世凯反对那么袁世凯也就是反动的。
所以，康有为在他们看来，虽然是激进的危险分子，也缺乏足够的治国经验，但他是少有能看清中国与世界差距的明眼人，而他的改革也是朝着英国式的宪政目标而去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庄士敦也很客观地看到了这种突然的变革会给传统中国带来突然的不适感。
关于维新运动的失败，庄士敦也像大部分史学家一样看到了帝后两党之间实力的悬殊。光绪站在康有为等人的改革派一边，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强大的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大部分中国官员的眼里，光绪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慈禧才是真正的帝国最高权力代表，而忠于慈禧才是忠于皇室，忠于皇室也就是忠于国家，荣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照这个逻辑演绎下去，康有为不是**大清的乱臣贼子，又能是什么呢？
二。关于慈禧
对于慈禧，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慈禧是祸国之首，正是由于她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的内乱与外战，并且加速了中华帝国的崩溃，相信大部分中国的史学家与普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第二种认为慈禧是伊丽莎白式的能人，没有她的集权统治中国则会在太平天国之后就提前进入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也是西方人的普遍想法。
至于庄士敦，自然是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她并不认为慈禧有那么大的魔力，她毕竟只是一位传统的中国老太太，既不强悍也不果断。慈禧如果真的如西方人想象的那么伟大，那么清朝也不会经历那样一段连续的屈辱史。过分谴责慈禧，其实并没有太大必要，没有过人的政治才能并不是这位中国老太太的错。
相反，更多时候，慈禧都是被当做所谓保守派的代表，这其实是别人强加的名号，那是因为真正的保守派，每每在行事之前总要抬出慈禧作为合法性的标志。慈禧是一枚棋子，更是一枚甘愿被利用的棋子。说她甘愿，在我看来，不如说是保守派官员和慈禧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可谋：官员需要慈禧的庇护，而慈禧也需要官员的拱卫。
慈禧自然也是有缺陷的，她的虚荣，她的虚伪，她的专横，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她背上了历史沉重的骂名。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慈禧不是她所喜爱扮演的神仙，当然也不完全是史家笔下的恶主，她只是一个拥有常人能力的凡人，一个生错了地方干错了事的凡人。
三。关于袁世凯
庄士敦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入木三分的：既非君子，也非绅士，1898年背叛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大清，1916年背叛了民国。
袁世凯是真正的投机分子与野心家。百日维新之际，明知康氏的改革有益中国却为了现实的利益转身向荣禄通风报信，导致了一场本可迅速使清朝为之一振的变革的流产。而在武昌起义之际，懦弱的醇亲王载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请袁世凯出山。而袁世凯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可不是什么忠于皇室的遗老。他是标准的两边施压两边都得好处：对革命党一手打一手谈不拿到总统位子誓不罢休，对满清皇室则是在打出保皇旗号的同时逼宫。最终，在南北双方都进退维谷之时，袁世凯充当了解锁者，也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到了民国成立，袁世凯则完全抛弃了革命党与皇室，他根本不是共和派，自然有理由做属于自己的皇帝梦。他的如鱼得水不是在于他的能力，而是每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他的出场使其它各方力量不得不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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