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未及之处佐以想像，填补人们对于连续性的要求，这在本书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想象与现实间的界限在哪里？如果说博尔赫斯用他的方式证明了历史的虚构特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席拉赫也是持着同样的观点，哪怕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仅仅关于某一些人的“历史”？在大多数时候，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作者对自己的叙述相当自信，他相信《绿色》里菲利普正是由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做出肢解动物的行为，也相信《刺猬》里正是卡林的妙计使自己的几个哥哥成功脱罪。但在《夏令》里，他说的一段话却别有深意：“委托人和辩护律师存在着非常奇特的关系，律师并不是真的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辩护律师已经知道委托人在柏林杀了人，那么他就没办法申请传唤将说出委托人案发当天在慕尼黑的‘辩方证人’……但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则必须知道事实为何，因为确实掌握案发的真实情况，或许才能够为委托人保有面对判决的优势，至于律师是否相信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则一点都不重要。”在《正当防卫》里，席拉赫成功地为一个神秘的男性作出辩护，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在两名持械歹徒的威胁下做出正当防卫而杀死了两人。但当他被无罪**后，警察说出另一件作者所不知道的事：在神秘男人被捕的当天，他们又在另一处发现了尸体，而干脆利落的作案手法和当事人非常相像。没有人能够证明这是他在用一件罪行掩盖另一件罪行，但是每年柏林只有七件杀人案抓不到凶手，而“此刻正有一个男人获释”。
在《正当防卫》故事的最后，席拉赫把曾经借给神秘男人暂穿的衬衫扔进了垃圾桶。他似乎间接地承认，即使是书中所宣称真实的，经由判决认定的事实，仍然是通过对证据的取舍、排列后而形成的“虚构的真实”。就像那位在作者小时候给他讲案件故事，后来吞弹自杀的审判长法官常说的那样：“大多数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而罪责正是其中之一。”
《罪行》读后感(九)：於是我們繼續往前掙扎，向逆流中的扁舟，被浪頭不斷地向後推入過去
看完作者的这两本书，《罪行》和《罪咎》，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而有些话，是只能说给自己听的。终于勉强写完《罪咎》的评论（http://book.douban./review/7673259/）。
看这两本书的感觉相似，更多的感想写在《罪咎》的评论里了，这里我只想摘抄一些我喜欢的段落：
前言
我們的一生同樣都在薄冰上跳舞，冰層下極冷，若不幸落水，很快就會喪生。有時冰層無法承載某些人的重量，於是冰破人落海，我感興趣的就是這一刻。如果幸運的話，事過境遷，我們依舊繼續跳舞。如果幸運的話。
2.《棚田先生的茶碗》
这是个以暴易暴的故事。有时候，日本人坏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也不得不佩服他们。作者写下这个故事，是不是也会感觉脊背发凉，但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
3.《大提琴》
宾客们坐在小椅子上，慢慢安静下来，灯光也变得昏暗。而就在我犹豫是否该从庭院回到大厅时，她开始演奏起来，曲目是巴哈六首大提琴奏鸣曲中的前三者，在几个小节后，我就明白我再也无法忘记泰瑞莎。在一八七一到一八七三年德国经济繁荣年代建造的宅邸的广阔大厅，它高耸的双扇推门，向着明亮的公园大开，在这个温暖的夏夜，我体会到只有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罕见的、绝对的幸福片刻。
... ...
当天晚上我告诉泰瑞莎，自从上回她在父亲家中的演奏后，我再也不曾听到那么动人的大提琴协奏曲，她则回答我：“那是第一号奏鸣曲的序曲，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最重要、也最困难的第六号。不，那是第一号。”她喝了口酒，向前屈身在我的耳边低声说：“你知道吗，第一号的序曲能够在短短三分钟内表达整个人生的精华。”然后便大笑起来。
... ...
泰瑞莎以蓝笔标出她想要朗读的部分，旁边还以极小的字体写下注解。只有一行字是以红笔标出的，也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而当我读着它时，她的声音依然出现在我耳边：
“於是我們繼續往前掙扎，向逆流中的扁舟，被浪頭不斷地向後推入過去。”
——史考特‧費滋傑羅《大亨小傳》
4.《刺猬》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一个出身在社会底层的天才，运用自己的智慧，戏弄了司法制度，成功帮助自己犯罪的兄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读来却不觉得愤怒，只是深深钦佩这个天才的智慧。当然也是因为他兄弟犯的罪，与《罪咎》里《庆典》的令人发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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