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画相通。以诗入画,以画表诗,成为文人聚会消遣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到了元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的复古派,从书法到绘画将古典复兴作为自己创作的宗旨,主张“贵有古意”。这不禁让我想到当下的诗歌和绘画创作,笔者个人一直主张即写古体诗,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当符合平水韵,文出古意才好,无奈经常遇见有些“自命不凡”的爱好者非中华新韵不用, 鼓动大改其革,不必在意韵律平仄,要体现新时代及劳动人民疾苦为民请命才好,笔者实在不愿意同这些人讲话。
到了明代又是文人诗画大繁荣的时期,沈周我要对你膜拜再三,带出了几大才子。另外就是董其昌将文人画理论进一步*探讨,并将唐宋山水画分为南北宗,从定义和欣赏角度做了深刻的探讨。
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有力的总结, “宋代关注画家的品格,元代更多关注风格而明代则着眼于艺术史。”而“文人作为饱学的精英,他们是决定中国艺术形式的人,”“文人文化有效地成为中国绘画及其理论的基石。”
《心画》读后感(四):书影很美
第二版序言
我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本书。这本书是在我1968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就的。在中国艺术理论这一重要领域里,这本书过去一直作为有用的入门书,现在这本书依然能对学生们有所裨益,这让我倍感欣慰。我希望此书能激发人们对这一迷人领域的研究兴趣。
按理我应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奇迹般的存在。五十年前,我对13世纪早期金代绘画着迷,并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对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著作进行研究,但未能通过论文答辩,我于是开始研究宋代文人艺术和理论,因为这些艺术和理论影响了金代的作者。到第二次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这本书前三章的翻译,同时,我被告知要就这一艺术理论继续写作,并拓展到明代。明代的材料卷帙浩繁,我无所适从,于是选择概述不同的流派,并分析艺术史的开端。我确实认为,最后我已经理清了中国绘画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评审并不太认同论文的这个部分,他们评价说这个部分缺乏诗意。承蒙恩惠,他们告知准备授予我学位,见我总是盘桓不前,无疑他们也感到厌倦。
此时我在美术系并不得志,也正在此时,我获得了一些东亚语言教授对我古代汉语造诣的认可。几年后,他们把我介绍给方志彤博士,我对他深怀感激之情。他在青年时代就广泛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典籍,大学时代又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到美国后,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庞德的《诗章》。与他一起阅读文本真是难忘的经历。我把翻译出来的文本材料供他研究,然后我们再仔细检查一遍,有时再三检查。对他来说,很多文本是比较新的,他会把这些当作艺术著作的错误进行校正。尽管如此,他一直在研讨班上给美术专业的学生教授中国艺术理论,他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绘画“六法”理论,这无疑影响了我。
第三次非正式论文答辩后,我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去拜访方志彤先生,并询问这篇论文是否值得出版。他把我的论文推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那里有一套平装书出版系列,价格比较便宜。最终这本书于1971年出版,售罄后,又于1978年出了修订本。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方志彤博士的鼓励,这本书将不会问世。
大学教师们认为这本书对教学实践颇有裨益,特别是结合仅有的那篇学术评论:宗像清彦(Kiyohiko Munakata)所撰写的《一些方法论的考量》(“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亚洲艺术》,
1976年,38卷,308—318页)。就他一些总的艺术观来说,不能把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截然**,那些断章取义地引用会导致误读,要是过分强调对立,就算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也会导致肤浅的理解。他的观点当然值得借鉴,尤其是对宋以后一些艺术家的讨论,这些在本书中没有进行细致研究。
再次翻阅多年前的作品,我很惊讶自己在年轻时竟如此固执己见,而且忽略了这么多细节。我天生是个“分裂者”,很愿意进行开放性的争论,那样就会引起某些观点并置和戏剧性的转换,当然,也会导致观点对立。在20世纪60年代,与高居翰一样,我对中国绘画的研究方法可能受到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从方志彤博士那里,我也许继承了一种反神秘主义、务实的阅读美学。其他研究者,比如艾朗诺,现在以更加细致的方式处理材料。这本书当然存在瑕疵,可我希望它能够激发更多人阅读中国艺术理论。至少,这本书进行了一些诠释,让文本更加明晰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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