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和亲情。M劳改农场里的女囚，她们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指向死亡。被判了无期在此等死的易凤竹，犯错误直接被毙的“钱袋”二人组，条件差而病亡的汪杨氏，火灾中**部们弃之不顾的劳改犯们……劳改农场女囚的生死，取决于党朝令夕改的政策，更取决于飞扬跋扈的干部个人好恶，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选项。关于死亡，高潮则是刘月影丈夫老魏被杀的情节：要和癫痫的丈夫离婚，组织不允，在照顾操劳和老魏当众犯病的羞辱面前，刘氏女遂起杀心，设想组织如果允许她们离婚，则不会有此惨案发生；刘氏女从农村人成为工厂工人，勤劳能干善腌泡菜博得大家喜爱，而最终她选择腌人肉处理丈夫，则更多是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般的隐喻：城乡二元结构高度分隔体制下的农家女，为了城里人的身份嫁给一个自己并无感情且经常犯病的人，善腌泡菜腊肉无疑是她能力的隐喻，是她得以委身体制的手段，最终为了自己的幸福，用这种手段（而非抛尸或者毒杀）做了最后对抗体制的绝望反抗。至于亲情，小说中则更是制度的牺牲品，老魏和刘月影本来应该亲密无间的夫妻情，被制度毒化而反身成为杀机，魏根栓和刘月影经过长期分离和思念本来应该抱头痛哭流涕的骨肉亲情，被成昆铁路的探亲规矩，践踏的毫无人性；而刘月影在探儿失望之际，竟也先想到的是必须快回到劳改营和女囚中间，这样才能消解痛苦，亲情在这种丧失人性的制度面前，也被踩碎后又盖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图章。
性。正如文中所述性是女囚室里的一个永恒话题，但这里有的不是性的神圣和美好，性在当时极端压抑的时代风气和灭绝人性的劳改营中，成了骂人和批评的原材料，是思想作风问题，是对抗政府。易风竹是个随口就能组织一百多个关于**词语来骂人的女疯子，而她实际上却是个处女，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在这里。以充满性意味的脏话咒骂，既没有直接攻击劳改干部和政府那样的露骨嫌疑，同时也让听者能够切实感觉到侮辱和语言的恶毒，抒发自己的不满，这是易风竹这样一个被制度踩在脚下、不受所有人待见的疯子女囚的反抗手段；同样，“钱袋二人”因不满劳改营的不人道待遇，私下戏谑穆干事没有性能力，同样也是这个借“性”反抗的策略，同理穆干事也用极其具有性羞辱意味的方式对付他们：让所有人往二人嘴里“抖尿”，穆干事为所欲为侮辱犯人的背后，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刘月影杀人自述中，也将夫妻二人的性关系定位成“晚上吃晚饭没事儿干，就干那事”、“只要喂好上头（吃好喝好）、喂饱下头（**，指满足男人的**），就能攥住男人”，刘对自己生病的丈夫并无多少感情，性成为她维系家庭、摆脱寂寞的工具，进一步讲，就是刘月影怕回到农村生活、摆脱和反抗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贫困农村的工具。
疯。正如福柯的观点，“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小说中多次描写道劳改营里很多女囚心理状态濒临崩溃的状态，而易风竹、李学珍则是M劳改营里的两个公认的疯女人。但她们是不是真的疯呢？小说中写道：“易风竹不是疯，是聪明。混熟了，我偷偷问他：‘你为什么老骂人？’……‘因为说话，你受过很多人的欺负吧？’”另一名女囚李学珍被捕前是归国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在科研机构工作，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拒不认罪，家庭解散，于是“变疯”，文中写道“苏闰葭说，‘你要当心了，犯人疯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有文化的……她（巫丽雪）是高中文化，别看现在正常，开春就是疯子。’”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党和政府可以任意将“疯子/精神病”的帽子扣在任何人头上，有知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现状的人（小说中刘月影后来的相好覃天聪，因为质疑军队上级领导指示，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都会被整。所谓“疯”，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手里的棍子。这些人多半都不是真疯，例如邓干事体谅大家，就不让大家学习读报了，易疯子振臂高呼：“政府英明！感谢邓干事！”，可见其并不疯。同是监狱，革命文学《红岩》中的渣滓洞同样也是监狱和劳改营，装疯卖傻的地下党华子良不但不疯，而且是情报人员，可见，M劳改营里的“疯”并非真疯，它就像一枚硬币，正面是无产阶级专政强加给这些人的身份，另一面则是这些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能力的人力所能及的反抗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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