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似乎要散尽家财——他的藏书都送人了，连同手上的戒指——方可无憾。但老人家的智慧与学识则无法散尽与人，此为无可奈何之事。
杨先生的外甥女赵蘅不同意黄灿然的“杨宪益未免令人有晚境凄凉之感”的说法，她认为，有她们这些亲人在身边，杨先生绝无凄凉。这也是亲人最正常不过的反应了。
说来奇怪，赵蘅写舅舅最后的十载春秋，我却满眼只见大雪覆盖的北平。尹丽川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我觉得似乎只有雪后的北平才能配得上杨先生的气度。也许是赵蘅的几幅素描画，画的就是冬雪京师之景，给我印象太深的缘故。小金丝胡同（杨先生晚年在此度过）雪掩柴门，赵蘅踏雪迤逦而来，照顾舅舅的起居，听老人说话，给老人画像，也记下来老人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述杨先生生平的传记、专访乃至电视片不可谓不多，但赵蘅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她的文字，从真真切切的生活里萃取。她熟悉杨先生的生活习惯，如果她愿意，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贴身伺候老爷子。所记录者，没别的，尽是些日常琐事，吃饭、聊天，看病，接待各路访客。老爷子虽然声称不再工作了，但说了不少言及翻译文学的话，时常指点后辈，也聊现当代的作家和名人，而书中记录的老爷子忆往的内容，便成了宝贵的第一手的文史资料。有时候别人聊的热火朝天，老爷子抽着烟却不吱声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两只肥得走不动道的大花猫蜷伏在他的脚下。窗外不远处就是热闹的后海和烟袋斜街。
偶尔老爷子也参加聚会，郁风和丁聪的米寿庆典他去了，在场有很多名流。“太热闹了，没意思。”他说。我想，老爷子看见老友丁聪沈峻夫妇，也许会有所触动。赵蘅多次提到舅母故去后，舅舅念叨她、为她赋诗的情形。
杨先生在英国认识戴乃迭，喜欢上了这个英国姑娘。“她会抽，我总是在口袋里装包烟。她抽，我也就抽了。我的抽烟历史就是这样。”杨先生的酒却与爱情无关，大概是天生的吧。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杨先生入狱前没喝完的那瓶酒，杨先生对乔迁深牢大狱无甚感觉，但他惋惜那半瓶酒。2002年冬天，有一次范用请杨先生等人吃饭，杨先生一个人喝光了两瓶酒，一瓶五粮液，一瓶威士忌。“他说谁都不喝，都打开了，带不走。”再也没有了牢狱之虞，杨先生可以稳稳当当喝了。大家都不敢深劝老爷子，虽然烟酒对他身体不好。我觉得，过度依赖嗜好，烟也好，酒也罢，要么是以此为生命支柱，要么是看透了这臭皮囊。杨先生有诗云：“何必天天要唤医，酒精泡起更相宜。一头钻进玻璃罐，免得将来化骨灰。”他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后，“大家都心存侥幸希望弄错了，只有舅舅满不在乎地说，上次体检他就知道了。这有什么，无所谓。他说。”
赵蘅说：“老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不公正，被他本人轻描淡写到惊人地步，他一生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被他说得同样轻描淡写，让我们这些听者都感到汗颜。”八十岁时，杨先生写了一首七律，颔联和颈联写道：“位卑不敢忘国忧，病愈重听捉放曹。从此胸中无块垒，无须会上发牢骚。”老人家的块垒早被杜康浇没了，牢骚也如香烟一样，散入云间看不见，只是忧国忧民还在那几百万字的译著里，沉甸甸地坠着……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六)：叶廷芳：后海有道人文风景线
人民日报
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的小金丝胡同，本来名字好听却名声不亮，但却随着一位居民的落户而远播。这正是赵蘅近作《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告诉我们的秘密。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中的主人公杨宪益以95岁高龄走完人生旅程，其中至少有一个甲子的年华始终与他的异国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亲密合作，又译又写，笔耕不止，著译作等身，尤其完成了名震中外的英译《红楼梦》的不凡壮举，成为翻译史上的美谈。于是，小金丝胡同这个堪称后海地区最好听的巷名，与杨宪益的名字联系起来了，加上附近的银锭桥，这三位一体成为后海地区的人文风景线。
不信你往这本新出的书里看，都是些什么人跨过银锭桥来来去去，朝着金丝胡同6号进进出出——黄苗子和郁风，著名画坛伉俪；黄永玉和丁聪，水墨大家；邵燕祥，著名诗人兼杂文家；袁鹰，著名散文家；黄宗江，文学、戏剧幽默大家；范用，著名出版家；巫宁坤，美籍著名翻译家……还有数不清的编辑、记者、粉丝。朋友们常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不时迸发出思想火花；谁还想得起谁是病人，包括杨先生自己——你看，酒兴浓时，他似一下变成了孩童，双膝跪到了地上；老友范用显然被感染了，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哈，这些书桌旁的工作狂，闲暇时哪个不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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