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笔下，富裕市民的家庭中已经时时闪动着珍珠的特殊光泽——在他现存的35幅作品中，至少有8幅作品描绘了戴珍珠耳环的女性，最为著名的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颗夺目的珍珠，甚至比伊莉莎白女王身上最大的珍珠还要硕大。众所周知，评价珍珠价值的首要标准永远是尺寸大小，一个穿着朴素的市民少女怎可能佩戴一颗富可敌国的珍珠？除非它是赝品！的确，一部珍珠的流行史总是伴行着另一部珍珠的人造史，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能工巧匠已经学会在小球外包裹一层银粉或玻璃，以模仿天然珍珠的质感。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出一种人造大粒珍珠的方法，即用柠檬汁溶解小粒而廉价的珍珠，晾干得到珍珠粉，再与鸡蛋清混合，塑造成形状规则、**的大珍珠。善于制造玻璃的威尼斯人发明出另外一种仿制工艺，他们将液态水银填满玻璃珠。迷恋玫瑰念珠的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更廉价的替代方法，他们用鲱鱼和沙丁鱼的鳞片搀合树脂，制成的人造珍珠光泽几可乱真。在维米尔的时代，人造珍珠的技术已经日益完善，一颗鸽子蛋大小的假珍珠？是的，绝对有可能。在随后以不规则珍珠命名的“巴洛克”时代，匠人们还发明了制造畸形珍珠的妙方：将圆形珍珠放入鸽子体内，让它们在消化过程中腐蚀表层，再将珍珠放入鱼鳔中加热。
如何解释这种“珍珠狂热”呢？第一个对人类“奢侈”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维尔纳•桑巴特睿智地指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发生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恰恰是对这些物品的消费构成了奢侈。以珍珠为例，它莹润的光泽、圆润的形状、温润的质感，满足了人们的某种视觉和触觉需要，激发了一种特殊的“美感”，这使珍珠从物质属性上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珠宝”。在此基础上，当财富开始增长而人们的欲望得以解放的时候，奢侈就开始形成了。同时，其他一些心理动机也进一步推动奢侈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雄心、虚荣、攀比、权力欲和炫耀欲。以挥霍来赢得社会尊重、以奢侈来谋求社会地位，植根于人类本性中的这种恶习创造了资本主义本身。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诠释了这种由“恶”驱动的新型“社会哲学”：“虚荣和忌妒本身，/决定了工业的发展，/美食、家具和服装，/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就这样，珍珠成为女人们的“恋物癖”的投射对象，举凡女皇与公主、贵妇与名媛、女演员和交际花、白领丽人和普通主妇，概莫能外。步入20世纪以后，随着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珍珠的成功，以及夏奈尔开创的对人造珠宝的公开使用，真假珍珠从上层社会向下一路蔓延渗透，哪个女性没有一件或贵或贱、或真或假的珍珠饰品呢。只不过，当珍珠要继续发挥它的社会区隔作用，更贵的、更稀有的、更大更圆更亮的珍珠，就必然是大众欲望的铁律。在蒂凡尼门外，始终有郝丽那样的年轻女孩啃着早餐做着梦，梦想着有一天把身上的人造珍珠项链换成天然珍珠，哪怕几颗也好。
德国人克劳迪娅•朗法可尼编写的这部《女人与珍珠：绘画与摄影中的恋物史》，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图文馆•女人书”系列中的一部，全书包括一部简短的珍珠文化史，以及五章六十幅艺术作品的图片与阐释，印刷得十分精美。唯一可惜的是，作者对中国的珍珠文化不熟悉，只提及寥寥数语。
中国对珍珠的奢侈消费亦是源远流长，秦代，已有出于南海的“南珠”进贡皇帝。宋代，贵族竞尚辽东海域出产的“北珠”，“倾府库以市无用之物”，对国运大有影响。明代，国际贸易发达，珍珠的交易和开采繁荣，弘治十二年，在广西合浦采捕天然珍珠“二万八千两”，《金瓶梅》里李瓶儿从梁中书府上挟来“一百颗西洋大珠”，当是另一种来自异域的珍珠。满族人也尚珍珠，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出产的“东珠”匀圆莹白，大可半寸，成为王公命妇的冠顶饰物。《大清会典》定皇后朝冠用珍珠320颗，妃嫔按等级分别为192、188、172颗，秩序井然。“东珠”因其珍贵，由黑龙江将军设置“珠轩”进行统一的采珠管理。最费人思量的一处来自小说《红楼梦》，第九十二回冯紫英拿来一颗西洋“母珠”向贾府兜售，这珠子如桂圆大、光华耀目，将小珠子置于茶盘上再放入母珠，“那些小珠子儿滴溜滴溜滚到大珠身边来，一回儿把这颗大珠子抬高了，别处的小珠子一颗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这颗母珠要价一万两银子，实属天价。认真想想，该不会是西方的人造珍珠、并且使用了磁力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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