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决定价值，人类对珍珠的热爱一直很难抑制。有史可考的最古老的珍珠饰品出现于四千三百多年前的古波斯。波斯湾出产的珍珠令人趋之若鹜，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国王们不仅用它来装饰衣服，就连精心修剪的美髯上也要编织粒粒珍珠。随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波斯边境，顺便也引入了珍珠贸易。罗马人将珍珠视为美神维纳斯的象征，在凯撒大帝和卡里古拉大帝的带动下，珍珠成为上流社会最喜爱的装饰品。传说中，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拥有两颗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但是在宴请安东尼的时候，出于夸富心理，她让仆人送上一支装着浓醋的高脚杯，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把她价值连城的珍珠耳环浸入其中，然后一饮而尽。
步入基督教时代，《圣经》试图调整妇女与珍珠的关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换言之，被誉为珍珠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佩戴珍珠的。在中世纪的虔敬氛围里，只有宗教器物特别是圣母像，才值得用珍珠来做装饰。
变化发生在16世纪，这个世纪又被称为“珍珠时代”。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解放之一，是使权贵们无视圣经的训诫，僭越地用珍珠装饰自己。自比为童贞女的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拥有超过三千件缀着珍珠的衣裳。在著名的1588年《舰队肖像》上，她的头发上插着24颗鸽子蛋大小的梨形珍珠发钗；**挂着至少六圈垂坠到腰部以下的珍珠项链；蓬松的袖子上看得见的地方缝着30余颗大珍珠、看不见的地方不算；皮氅边缘亦绣着一颗颗密集排列的珍珠、数不胜数……一眼望去，女王犹如淹没在珍珠的海洋，奢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珍珠的出产区，从太平洋、哥伦比亚海岸、委内瑞拉，珍珠不断被运送至欧洲，原本仅属于贵族的珍珠逐渐走进市民家庭。为了遏制珍珠向低层阶级的流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两个城市甚至颁发了《珍珠法》，明确规定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佩戴珍珠。但是，哪里禁得住。
到了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笔下，富裕市民的家庭中已经时时闪动着珍珠的特殊光泽———在他现存的35幅作品中，至少有8幅作品描绘了戴珍珠耳环的女性，最为著名的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颗夺目的、硕大无朋的珍珠，甚至比伊莉莎白女王身上最大的珍珠还要大。众所周知，评介珍珠价值的首要标准永远是尺寸大小，一个穿着朴素的少女怎可能佩戴一颗富可敌国的珍珠？除非它是赝品！实际上，一部珍珠的流行史总是伴行着一部珍珠的人造史，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能工巧匠已经学会在小球外包裹一层银粉或玻璃，以模仿天然珍珠的质感。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发明了一种人造大粒珍珠的方法，即用柠檬汁溶解小粒、廉价的珍珠，晾干得到珍珠粉，再与鸡蛋清混合，塑造成形状规则、**的大珍珠。善于制造玻璃的威尼斯人发明出另外一种仿制工艺，他们将液态水银填满玻璃珠。迷恋玫瑰念珠的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更廉价的方法，他们用鲱鱼和沙丁鱼的鳞片搀合树脂，制成的人造珍珠光泽几可乱真。在维米尔的时代，人造珍珠的技术已经日益完善，一颗鸽子蛋大小的假珍珠？是的，绝对有可能。(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如何解释全民性的“珍珠狂热”呢？第一个对人类“奢侈”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维尔纳·桑巴特睿智地指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发生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恰恰是对这些物品的消费构成了奢侈。以珍珠为例，它莹润的光泽、圆润的形状、温润的质感，满足了人们的某种视觉和触觉需要，激发了一种特殊的“美感”，这使珍珠从物质属性上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珠宝”。在此基础上，当财富开始增长而人们的欲望得以解放的时候，奢侈就开始形成了。其他一些心理动机将进一步推动奢侈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雄心、虚荣、攀比、权力欲和炫耀欲。以挥霍来赢得社会尊重、以奢侈来谋求社会地位，植根于人类本性中的这种恶习创造了资本主义本身。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诠释了这种由“恶”驱动的新型“社会哲学”：“虚荣和忌妒本身，决定了工业的发展，美食、家具和服装，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而这种古怪可笑的恶习，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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