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读后感(六)：雪珥说的只是历史吗？
《天子脚下》全文就是围绕直隶，更精确一点就是围绕“首都2.0版”的天津来展开的。作者写得丰富，但也天马行空略显散乱，所以读来杂感也乱七八糟。
第一，关于宣讲圣训。这个概念是我第一次读到，原来这种宣传口儿自周朝以来就有，到明朝被发扬光大，延至大清。这种形式上面喜欢，下面迎合，还养活了好大一批人。以道德标榜进行宣传，对于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效果甚微。反观《菊与刀》里面提到的，在日本军人中宣读的天皇训谕，却效果显著。或许是因为前者要求安定，后者要求牺牲，前者讲求和谐，后者强调纪律，对于松散的中国社会而言如同放屁，对于危机意识强的日本军人而言刺激效果显著。再推广到中国铁路公司股票发行遇冷，投资者宁愿相信俄国商人也不愿相信官员。正如书中引薛福成所说“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综合起来说，如果企图单一用道德宣讲去推动社会进步，是缺乏基本常识的，结果只会导致出现少数“可怜的”善人、大批被愚弄的老实人和一帮趁机获利的不守规则者，当然拥有寻租能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也属于第三种人。只有强化法律和规则意识，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关于晚清改革的失败。晚清的改革看似风风火火，实际上被伊藤博文等人早就看出来不可持续。这一是由于改革并未触动根本的制度层面，只改皮毛而不能改根本。这是由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体系决定的。日本的天皇制度与中国的皇帝制度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明治维新的内外部阻力相对要小很多。英法等国则是由壮大的资产阶级经过了流血革命才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力量实在过于弱小。这些条件的不具备使得清朝根本无力无力自主改变自己的体制。二是由于缺乏危机意识。伊藤博文准确地判断，日本无需为清朝的改革而担心，因为随着外界压力的减少，清朝政府内部会重新松懈下来。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有民族特性的。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在危机之中挺身而出、奋勇牺牲的脊梁，但是在压力消减的和平时期，由于版图壮阔、内陆纵深大、物产丰富，从来都缺少日本民族那种危机感，反而将精力转入宣读圣训和内斗上来。
第三，关于战略性与急迫性之间的统筹安排。无论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都赞卢汉铁路的战略意义大于津通铁路，但随着战争压力的迫近，他们也都一致把资源首先调配给津通铁路，可惜大清帝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战略方向把握正确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情况的紧迫性，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短期内偏离战略方向，以应对最迫近的危险。
第四，对外策略。关于对外策略，李鸿章和曾国藩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李鸿章说跟洋人交涉，本来打算“打痞子腔”，曾国藩则认为应该用“诚”。洋人并不笨，对清朝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人更加了解，所以与其试图无谓的欺瞒、拖延，不如以诚待之，对话起来才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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