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命的写作》一文中，史铁生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从简单的谋生，到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职业到信仰，最终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一再再思考、定位，但真正决定作品去向的或许还是那一团混沌——灵魂。“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
与灵魂写作遥相呼应的是关于文学的对抗。《写书记》的第一篇就是鲁迅关于小说的看法，鲁迅秉持着“启蒙主义”，以为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这使我想起了昆德拉关于奥威尔的评价，一旦为了政治而写作，那么写作本身也沦落为政治的一部分。两者倒是相映成趣。
天鹅绒革命胜利以后，西方记者采访哈维尔等捷克文学家，问他们“既然现在敌人已倒，那你们还要写作干什么？”其实，文学作为诗性的对抗，在一时或许对抗的是强权、暴力，但真正对抗的是庸俗的人生。所谓诗意的生活，也就是如此。
《写书记》读后感(四)：“圣”者的经验之旅
书籍的产生有着其悠久的历史，但无论其如何久远，书籍都是人所写就的，书籍的出现与人的活动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古人往往把这个联系神秘化了，所以产生了“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的说法，即便是伟大如孔子也自称“述而不作”，写下《论衡》的王充也自称为“述者”而非“作者”。其实古人著述之所以困难，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识字的人比较少且对写作的过程没有进行关注和研究的结果——从这一点来说，作为后人的我们占尽了便宜。
我们虽然享受到了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便宜，但如果把创作看成一件简单的事情，则会误入轻率的泥淖。要知道任何著述行为，写下容易，写好极难，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写一本书依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写作过程中还会遭遇那些看不见的语言文字规律、创作规律和学术规范。
随着社会文化普及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这些人中不乏抱有创作欲望者，对于他们来说，内心想要从事专业或业余的书写工作，但仅从抽象的理论书籍中往往无法满足这种内心的需求。而要想满足这种需求，最直接的方式莫如“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就是说如果能直接从那些从事写作工作的名家身上进行学习，所获得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这本《写书记》的编排一反以往作家自己介绍经验的方式，因为“书”的范围是要比“文学”更大且更具体的形式。在本书中，有作家自己的经验介绍，如鲁迅、茅盾；有对自己创作动机和创作经验的绍介，如高尔泰、王小波、残雪；有对诗人的研究性文章，如张建智对梁宗岱先生《晚祷》的分析；有访谈……；有反思……；有创作意图的解释……总的来说，在体例上丰富多彩的编选，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大大提高了，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参考空间。
综观这些前贤的经验，我们不难得出，著述之难在于需要书写者全身心地投入书写工作，在书写中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体验，一切的成果都来自己与对社会深深的关注，对自身苦难的反思，对自己精神成长的记录……写书的过程，尤其是写下佳作的过程，决不是一趟轻松之旅，而生命成长的一部分并且是极为痛苦的那部分。以自己的苦痛呈献给世人，以留下宝贵的经验与财富——也许这就是古人对作者冠以“圣”而名之的原因罢。
《写书记》读后感(五)：《写书记》编后记
对于本书作者而言，写书恐怕是他们人生的一种必然。当写书这件事与他们的人生相遇，书写，便成为一种情结，一种信仰。编者试图做的，仅仅是借助作者的声音，解读这种情结和信仰，从而告知读者：他们为何写作？
面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因为我不能做别的事。”答案同样简单，却饱含深意。写作到了这个份上，不是着了写作的魔，便是悟了写作的道，总归是入了不凡的境界的。
很多人也都有过写书的念头，无论这个念头是否实施，无论有无结果或成就，想象一本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书摆在案头，封面上印着自己的名字，翻开书页，阵阵书香飘来，该是怎样一种满足。然而在低俗文化泛滥、图书市场混乱的今天，写书、出书已非难事，真正能使读者获得知识补给、满足精神需求的好书少之又少，为名利而迎合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的书却俯拾皆是。写书之人，当真没有文化担当了吗？幸好，无论任何时代，总有这样一些人，哪怕仅仅是极少的人，他们书写，或者是对自我存在的一种确认，或者是对精神救赎责任的担当，他们或偶然写书，或必然书写，却无一不把写作当成一种信仰……编者认为，这样的写作者，才称得上“真正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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