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商人》读后感(三)：民国实业家的生财与散财之道
以前上学时，历史课上学到民国实业家“实业救国”和公私合营这两章时，记住了张謇、卢作孚、陈嘉庚和荣氏兄弟的名字，对他们的具体事迹并不了然。当然更不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如此庞大的一个民国实业家群体，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如此堪称辉煌的成绩，幸而读了傅国涌先生的这本《民国商人》补回了这一课。 说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非仅仅指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还指他们身先士卒改造社会的积极投入，指他们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代企业家公益传统。 “棉纱大王” 穆藕初在一众企业家群体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他创办多家新式纱厂，靠着引入超前的“科学管理法”，他的纱厂一出现，就成了样板企业，他本人也成为上海企业界标杆式的人物。然而，他能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靠的绝不是企业办的多成功。因为不过短短八年之后，他的企业失败了。 穆藕初在创业成功之初，就有散尽万金、捐资助学的做派，在企业失败之后，他还做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利用自己在企业界的人脉和声望，帮助过许多优秀学子或到异国深造，或在国内继续学业。 1920年，他捐出五万银圆做奖学金，拜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从北大毕业生中选取对学术和社会确有贡献的学子，不必经过考试，去西方留学。他前后资助前往欧美留学的学子共有14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民俗学家江绍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康白情等人。其余人等在学术上也各有出色表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彼此信任、毫无隔膜，所以穆藕初才放心让知识分子去选学生，而胡适也曾被选为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法国学者将1911年到1937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认为实业家与“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一珠双璧”，不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名满中外的陈光甫，我是读了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民国史上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当时民营银行的典范；还一手促成了中美“桐油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摩根”。我想，这个人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也一定精彩极了。 风云激荡的民国，不但涌现出众多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这样一批精明干练、亦儒亦商的实业家，他们高举实业救国的大旗，办工厂，开银行，做实业，不但成功狙击了洋货，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又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改造浪潮中去，为更广大的民众谋取真正的福利。张謇、卢作孚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为人感念。 傅先生的这本书，以编年体为经，将民国时期三十余位实业家的事迹一一道来，联想起今时今日企业家们的所作所为，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民国商人》读后感(四)：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儒商道德观
近些年来，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经济发展观日益显露弊病。如果要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这句话是傅国涌近作《民国商人1912-1949》的副标题，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民国史研究有成者，傅国涌当属前茅。他的论述精到且宽泛。他十余年前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的梳理，就注意到了其中出现的穆藕初、蒋抑卮等民初实业家，因此有了2008年的《大商人》。《大商人》栩栩重现张謇、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人的风采，近期出版的《民国商人》则是对前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升。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隔几章就重点推出一个年度人物，在事件与人物的有机组合中，更加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耳熟能详，而它早就出现在1931年的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的服务宗旨；一个人能够如何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可以从“张南通”“南通张謇”“南通张先生”这些称呼中体会；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不亚于张謇对南通的贡献，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求“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这些措施加惠于工人，而精神有寄托、能安居乐业的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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