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是本人的个人看法，没什么文笔，见解也许不合理，不过不写出来不舒服，国内科幻作者里我还最很喜欢何夕的小说，正所谓喜欢所以才有不满意，希望何夕能保持这个不错的产量以更高质量的作品继续**银河奖。
最后，还是希望出版商的所作所为能对得起书的定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读者们的支持，书页太黄了吧……
《人生不相见》读后感(五)：科幻3.0
和被视为行业标杆的大刘比起来，何夕的科幻很有特色：他从不执迷于勾画宏大的技术场景，或者用大段的人物对话来论证小说中的关键技术在物理学上的可行性。他的小说可以有很精彩的世界观（中篇《人生不相见》）、很哲学的基本概念（中篇《假设》），但最吸引人的永远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情，尤其是《伤心者》中的人物刻画，可以秒杀中国几乎所有的长篇科幻小说。
没错，论世界观架构，何夕不如大刘；论悬念设置，何夕又不如阿西莫夫，但正是因为在国内中篇科幻里可称第一的人物描写，何夕拥有了被读者阅读的意义。
磁铁们可能会说：扯淡，大刘的人物设定即使称不上第一，起码也能跟何夕打个平手。但诸君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里，刘慈欣同志人设的脸谱化倾向几乎是最明显的，他笔下的人物无比“纯粹”，不带一点儿杂质（如章北海、程心和托马斯·维德），甚至会因为一个必须出现的情节变化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观（罗辑）。如果不是因为大刘强大到变态的总体架构能力，这些失常的人物个性一定会引发读者的不适感。相比之下，何夕可以在略显单薄的情节里构架更“自然”的人物个性，他的《伤心者》完全可以给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当人物教材。
何夕的另外一个优点是，他可以把未来科技带给人类灵魂的**嵌套到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文字中：如《人生不相见》中把“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作为人物命运的关键暗示；如《六道众生》中，把由普朗克常数构建的6重平行世界冠以佛教“六道”的表述。合乎文化背景，亲和力自然更强。
英国科幻学者布里安·阿什在将近40年前，提出了科幻小说的十九种分类：太空、大灾难、机器人、环境污染、外形文明、城市、超时空、超能力、未来战争和武器（我没有找到原文，以下只好省略）……40年过去了，科幻依然在前人划定的圈子里裹足不前。当然，这种事情没必要悲伤，科幻小说本来就是带着脚镣跳舞的高端艺术，在科学原理没有出现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玩玩规定动作无伤大雅。但是，诸君好歹是21世纪人，总得写点跟20世纪的老家伙们不一样的东西吧？
何夕和刘慈欣一样，给出了突破20世纪藩篱的对策：回归母题。
顾名思义，母题是文学的根本题材，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发生变化。刘慈欣和何夕，各自拥有自己擅长的创作母题：大刘善于在小说里思索人性，在时间尺度上反思并批判人类文明的意义；何夕则善于描写人性，以宇宙尺度衬托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内核。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他们对母题的熟练驾驭。
在儒勒·凡尔纳的年代，科幻是描述一台现在没有，但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大机器，我们可以把这种科幻成为“科幻1.0”；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幻是描述未来世界或宇宙文明对人类世界观的影响，这可以称作“科幻2.0”；当代科幻，受限于题材，更多地回归到人的本位，讲述“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规律”，这种小幅修正应该称作“科幻2.5”；其中的优秀者如何夕，可以在个人层面上达到“科幻2.9”的水准，而大刘对人类文明的整体反思和自我否定，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科幻3.0”的一线曙光
他们的路没错，不信就等着看吧。
《人生不相见》读后感(六)：请记得这些伤心的名字
“古希腊几何学家阿波洛尼乌斯总结了圆锥曲线理论，一千八百年后由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将其应用于行星轨道理论。
数学家伽罗华公元1831年创立群论，当时的科学大师们无人理解他的思想，以致论文得不到发表。伽罗华年仅二十一岁便英年早逝，一百余年后群论获得物理应用。
凯莱在公元1855年左右创立的矩阵理论在六十年后应用于量子力学。
数学家J.H莱姆伯脱，高斯，黎曼，罗马切夫斯基等人提出并发展了非欧几何。高斯一生都在探索非欧几何的实际应用，但他抱憾而终。非欧几何诞生一百七十年后，这种在当时毫无用处并广受嘲笑的理论以及由之发展而来的张量分析理论成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核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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