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也是仅写一种况味、一种人生感、一种人物、一种情绪，我怀疑他也谈不上有什么历史观。但是他实际上也只写一种题材，所以问题不大。只要在故事和结构上不自我重复，就可以了。而且，幸好他恰好是省略派海明威写法，因此不会犯上面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甜的”故作聪明、调戏读者智力的错误，也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写得坏。最怕的是写的又笨又自作聪明，那就庸俗了。）
那么，为什么这篇《最慢的是活着》居然会好看？我觉得首先是因为题材的选择适宜，正适合作者的局限和洞见。因为中国人终究还是中国人。虽然麦金泰尔讲的那种让伦理有其意义、给行动以指引的coherent narrative今天大概不存在了，但是其骨架还在博物馆里和家里的碗柜里，再新鲜的人，其理解生活所依赖的基本范畴，其记忆，也总不能完全格式化的。所以，只要懂况味的作者挑选的题材是关于人们想象中比较传统、“典型“中国人的，就总能通过压缩历史差异、通过为刻板印象增加生动细节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哲学与美学的和谐，这篇中朴实、近乎于鸡汤的生活生命哲学，与它朴实的小说形式相搭配；假如是比较有新意的叙述语言、精巧的小说结构，反而会让读者格外感到伦理观与哲学的老旧了（我觉得有一些当代作家的问题就在于此，思考能力没有跟上小说形式的创新，所以前者的弱点反而分外明显，还不如写的老土一点）。因此，《最慢的是活着》真实、感人、生动、有魅力、还能让人掩卷深思一会儿。
其次，是视角选择让世界观的局限成为较合理的问题，而不再是缺陷，顺便还省了情节设计的事。《最慢的是活着》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杨庄的老太太，叙述者是家人，第一人称叙事，孙女讲奶奶。叙事是两代女性的相互谅解，通过孙女在成长过程中对奶奶的理解串起老人的一生。这个角度很巧妙（虽然未必是自觉的巧妙），把作者自己具有的世界观局限变成了情节的一部分，只要提及这种局限就算是对它作出了动作。也就是说，走南闯北的孙女这种叙述者看奶奶，很自然地有今人看前人的刻板印象，作者只要讲出印象的一点变化，情节就动起来了。这种外人观看传统的视角，甚至比进村处理案件的警察、走访村庄的记者、下乡采风的艺术家、短期轮岗的基层官员那些观察者视角还要偷懒——后面这些总还有实际的事件需要小说家给出一个结果，根据事件展开人物的逻辑，不能就把事件扔在那儿，而《最慢的是活着》里青年人写老年人，奶奶八十三岁时的死就自然地给故事划上句号。当然，这种视角也让它像散文多过小说（乔叶是散文出身，不知道她会不会写所谓“像小说的小说”）。
即便作品可以因恰当的主题和视角而动人，刻板印象仍然是刻板印象，树典型的写作仍然是树典型的写作，再增加细节都还是令印象更刻板。在这个意义上，像《最慢的是活着》这样的小说，和十七年文学没有实质性差别，恐怕还少了十七年文学形塑社会的高尚野心。很多所谓“接地气”的作品接的是陈腐的地气而已，既接陈腐的观念，作者又在对阅读事件的期待中去对接读者陈腐的想象。那就很像依着盖洛普观众舆情调查数据的指导，出产的那种应和式的作品了。
也因此，主角实际上就是个写得异常精美生动的典型，无非是为语言（或者说字儿，杂志页码）跑了回龙套——这部小说的致命弱点也正在于，奶奶这个人物永远停留在解放前的心理状态和逻辑状态上，此后她的行为随时代而调整，但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伦理观念毫无改变。乔叶描写孙女在成长过程中对奶奶的看法产生了变化，但表面的变遮掩住了背后的不变。奶奶这人物是被冻住了，作品里的人受命运的摆弄，作为人物的她受作者的摆弄；你当然可以说带着随机应变的随波逐流，那是一种命运观和人生观，可以说它就是一种中国味儿（事实上它是和中国味儿有关，和过日子与活着有关，那也是这篇作品好看、表面上有说服力的原因），但是，人和时代不可能没有关系，人过的不是静止的日子（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人），没有不牵连着蒙的寂寞，披金缕玉衣的死人都防范不了时代的塑造。人物的伦理观再结实也不能毫无改变。说轻浮点儿，毫无改变的是结石，说严肃点儿，没有弹性、纠结、时间维度的不叫伦理，叫进不了现实的道德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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