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时代》：小说如何反映大时代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文：葛维屏
最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节点即将来到，文学圈也开始了对四十年来文学的回顾与溯源。
我也随着这个大潮荡涤着，回到了最初原点，重新尾随着四十年文学的潮汐与波痕，粗略地走了一遍，给人的感触是，这四十年的文学思潮是一浪赶着一浪，一波连着一波，眼花瞭乱，光怪陆离。
这种波涛汹涌的强烈感受，最强烈地云集在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不断要为自己贴上标签以证明自己是弄潮儿的时代。
一个刊物就可以发起一个文学运动，占山为王，封土为侯，但俱往矣，那些标签的存在，现在还留有多少？
四十年来的文学，最初被封为“新时期文学”，但是这个称号，到了九十年代已经基本不再被提起。因为后来者，不会把自己困守在前人的“新”内，但又不能再加冕为“新”“新时期”吧。
那个标签到处乱贴的时代，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像狗皮膏药到处贴满电线杆的壮举，最初的“伤痕文学”，然后有了“反思文学”，之后再有“寻根文学”，还有现代主义，后来就出现了逆反的“后现代主义”，一个南京的刊物，发起的“新写实主义”，拉帮结派，最后也被滚滚浪潮淘汰在标签大泛滥的浪奔浪流之中，之后还有什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再之后，也就没有人关心这些潮流了。
四十年后，我们仿佛突然之间站在了裸泳的位置，洪水退去，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这时候，依然有一个问题困挠着我们，小说该如何写？
最近也有一些口号，如“底层文学”“民间立场”，但这些理论诉诸于文学现实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指导作用，用叶兆言的话来说，评论家基本上是书呆子，不懂文学，也不懂社会，他们只不过是玩弄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本来很简单的小说事实，非要上纲上线，本来没有关联的作家群落，非要拉扯上关系。
所以，文学的最后本质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来，既然如此，那么，文学始终逃脱不了两个关键的东西：一个是叙事，二是想反映的内容。
叙事是小说本身的功夫。什么是小说？名家说过：小说就是捡小处说说。所以，小说的语言是能小则小，能细则小，如果过于大而化之，那是大路货，与小说的精髓相距甚远。
小说反映的内容，那就是社会现实。是小说的意义所在。
问题是小说的本身，与小说的内涵是两层皮，如何让两者连接贴合在一起？我想，这就是小说的结构问题，构思问题，技巧问题。
通常有一个说法，构建小说能够成立的体系，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因循着“所谓故事，就是事故”。
就是说，写小说，是写一个故事，但什么是故事，那就是“事故”，正所谓狗咬人不是故事，而人咬狗才是故事，因为人咬狗才是“事故”。它是逆向的。
因此，要找出小说里能够立起来的“事故”是颇为绞尽脑汁的，这也是欧亨利小说能够令人景仰的原因。
作家有各种让小说的“小”与内容的“大”联系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事故”，让小说的本体与时代的主题之间建立联系，找到小说赖以存在基础的入口与途径。
我想，这个模板可以在署名为“慢三”的短篇小说集《尴尬时代》里找到一个新的发现点与增长点，可以看出，作者颇为乐此不疲地沉湎在他的这种熟能生巧的小说模式的不断复制与壮大中。
实际上，我们在题材的选材上，总是回避那些迅猛发生且轰动口碑的大事件的主题，因为这些大事件，被群“口”粥粥地挂在嘴边，而失去了能够沉淀出意义的咀嚼价值，而《尴尬时代》却勇敢地挑战了这种陈见，在收入本书中的16篇短篇小说中，可以说百分之八十，都迅即地瞄准了刚刚发生过且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淡化的大事件。
我们不妨罗列一下：
《上班一条虫》中，背景是餐厅里的监控录像，掌握了商业秘密。《鸵鸟人生》中，背景是厌世者在公共场所引爆炸弹报复社会。《猴变》中，背景是孩子丢失，给家庭带来的一系列伤害。《苏州谍影》中，整天疑神疑鬼陷入间谍的圈套，结合最近的台湾间谍案，可以看出作者对时政的极度预见；《导演，我该躺哪儿》中的医闹悲剧；《袋鼠妈妈》中对幼儿园性侵的影射。可以说这些小说里的主题都是当今社会曾经的热点事件与正在发生的热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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