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六)：乱亡起于小民
《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顾诚先生一生致力明清史，但只有两部专著，这与当下洋洋万言倚马可待、倚仗copy&paste出书者天壤之别。著书耗时，只因治学严谨，一书所参阅方志多达千种，想想亦令人咂舌。
以此精神治学，自非人云亦云，读此书至少澄清许多问题，如李岩之伪、如车厢峡之困、如荥阳大会、如潼关南原大战、如闯王与闯将之辨，等等等等。这还是70末80初作品，若放在今日，也许有更多发现，但若放在今日，也许信息泛滥就更令人真伪莫辨也未可知。
读史知兴替，但历朝历代皆重修史，又哪个免得了覆亡之命运？可见道理易懂，现实难为。如明亡之际，上至崇祯，下至藩王官绅，哪个愿意出银助剿？但守得之财无非皆被大顺军拷问追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说着容易，明白起来着实不易。不唯明如此，清末岂非如此？民末岂非如此？都以为社稷倾覆，自有他人支撑。人之惰之私之欲，亘古不变。
书中引《法祖停税赋》道：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信哉！我等从事夷务，成败亦操于民。
《明末农民战争史》读后感(七)：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自成
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自成
杨津涛
刊于2012年3月9日《深圳特区报》
在称赞一位学者时，我们往往会用“著作等身”这个词来形容其成就很大。然而当今这个时代，“著作”早已不能代表成就，一个人如果粗制滥造地不停出书，要想“等身”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只是那些“书”不会给读者留下些许印象。相反，一些老先生作品不多，但却誉满天下。顾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学者，治学一生也仅有论文四十余篇，以及专著两部。《明末农民战争史》与《南明史》是姊妹篇，梳理了从明朝万历末年至南明弘光初期的农民战争。在顾先生原先的设想中，这两本书本就是一部书的两卷，上卷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兴衰，下卷记载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抗清运动，后来为方便读者使用，才将这本书一分为二。在这两本专著中，顾先生秉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都能在质疑前人观点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新见。
１９４４年，李自成败亡后三百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说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终于导致了失败。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时候，还意味深长地告诫中共干部，“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李自成成了因腐化而失败的反面典型。但是顾先生的结论不同于此，在他看来，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四十二天，采取了包括稳定社会秩序、接管朝廷各衙门及地方政权在内的九项举措，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操练，所以他“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李自成另外的失败原因，通常还被归结为“流寇主义”，也就是率军转战各地，而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事实上，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都在占领区域设置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军政。本书后附录有大顺和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员表，使“流寇主义”的说法不攻自破。其实恰恰因为李自成在各地留下了太多的驻军，才导致他出征山海关时兵力不足，结果被多尔衮、吴三桂的联军击败。在推翻各种陈说之余，顾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还解决了几件历史悬案。如曾被《明史》记载的所谓“荥阳大会”，以及郭沫若言之凿凿的李岩其人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
因为时代的局限，《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还留有阶级史观的痕迹，如“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阶级对抗”之类的语句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合时宜。顾先生站在农民军一方说话不假，但是从没有失掉史家应有的客观精神，对任何问题都是依据史料，有一说一，不掩恶，也不溢美。明末之际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向以“屠蜀”闻名，以至于鲁迅说他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顾先生在书中驳斥了一些史书的污蔑之词，但也承认张献忠镇压官僚、地主时，“常常迁怒于当地居民，派出军队不分良莠滥加屠杀”，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其他包括明军、清军在内的各支武装也都曾在蜀中大开杀戒，那么将所有的账都一股脑地算在张献忠身上，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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