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篇云：“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永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而格里耶的《吉娜》几乎就是将这种“癫狂的幻念”充分而又完美的演绎了一篇，你很难想象一个作者能在短短几万字的篇幅里给你制造了那么多是是而非的幻觉，而即使到了小说的结尾，等待我们的并不是迷底的揭开，而是更大的疑惑。
就象格里耶的《橡皮》一样，他的《吉娜》也披了一件侦探小说的外衣（至少一开始如此），一个男人（西蒙）从一个神秘女人（吉娜）那里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让他去车站接一个人，中途他遇到一个摔到的一个小男孩子，然后是神秘出现的小女孩，正当这个男人觉得他们的出现影响了他的任务完成时，却意外得知，他们也是吉娜秘密组织的成员，他们带领他参加了这个神秘组织的秘密聚会，也就是在这一次聚会上，这个男人遭遇袭击昏死过去。
如果小说到此结束，你会觉得你最少读到了一篇不错的短篇侦探小说，因为在侦探小说里所需要的元素神秘、阴郁、疑点重重，你都可以从中找到踪影，但小说如果到底结束，那这篇小说的作者就不会是格里耶了。
接下来，奇怪地事发生了，西蒙醒来之后，又想起了他的特殊使命，要去车站接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他又遇了了一个神秘昏倒的男孩，又是在一个神秘的房间里，不过这一次出现的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个妙龄女子吉娜，吉娜告诉他，他现在的出现，不过是昏倒男孩子的一个幻觉，而他真正出现是几天以后，他也将遇到一个昏倒的小男孩子，更要命的是吉娜告诉他，他和吉娜其实都已经死去，有墙上他的已经显得斑驳的遗像可以作证。而在小说的结尾，失踪的是西蒙，但死去的却是吉娜。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阅读经历象这一次阅读《吉娜》一样，象经历了一次梦幻，支离破碎、纷乱不堪、不合逻辑而又象我们每次在梦中感觉到的那样又无比真实。也没有任何一篇小说象《吉娜》这样，轻而易轻就抹掉了过去与现在、将来的界限、生与死的界限，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现实和梦幻的界限。
读完小说，我们的下列疑惑依然没有解开：如果西蒙多年前死于一次海难，那么现在这个西蒙又是谁，是他的幽灵吗？但咖啡馆的那个侍者不才是他的灵魂吗？小男孩让和小女孩玛丽是西蒙的孩子吗？因为在吉娜的叙述中，玛丽的姨父才是西蒙。西蒙究竟有没有到过车站？最后死去的是西蒙还是吉娜？西蒙和吉娜的**之战是不是象征着西蒙对吉娜的谋杀？小说最后为什么说，在西蒙的故事里所有出现的人物中至少有一个人物是存在的，那就是小玛丽？而客客气所把跟踪小玛丽的警察送回原处的“我们”又是谁？
如果我们试图用逻辑得出结论，恐怕是徒劳的？如果一切只是梦幻，那所有的一切都又是不必解释的。而在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中已经给我们演绎过这种可怕。
《吉娜》读后感(五)：老高手的奇门遁甲
——如果你讨厌他，是因为没有找到爱他的方式
格里耶这个坏脾气的老头子，每写出一部新小说，都是一部“新小说”，总是试图彰显万花筒般变幻莫测的想象力和永不干涸的创作才华。洋葱一样结结实实但只有一个空心的《橡皮》，无穷无尽的物体描写但处处弥撒着阴郁瑟冷的目光的《嫉妒》，让人喜爱让人愁，你读着痛苦难熬，但终于能咂**出一些特别的滋味儿然后抻着脖子看他的灶台上还会出锅儿什么稀奇古怪的菜肴。其实读多了你会发现他其实只是一招鲜吃遍天——玩弄着层出不穷的叙述视角，却始终服务于“叙述”本身。
很多20世纪的现代派作家都试图在叙述上花样翻新，叙述技巧的推陈出新成为在文学世界的八尺龙须方锦褥上博得一席之地的超级必杀技。
海明威始终在电报体的外壳下孜孜矻矻的雕凿着他的冰山，一篇短短的《白象似的群山》就足以开山立派名垂千古，更别说《老人与海》《战地春梦》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然而晚年的创作枯竭却更可以说是陷入了他给自己的创作定位，在简省的文字里终于无法再有创新。本来么，即使像《杀人者》那样的名篇都有捉襟见肘的破绽：观察者视角仍然无法坚持贯通全篇，中途不得不借视角转换继续讲述故事，否则故事将过于破碎而超越“召唤结构”所能承载的美学极限。碎片式的叙述可以营造出小说的叙事美学，但每一块碎片需要有足够的面积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逻辑关联，才能映射出足够醉人耳目的光彩。倘若这些片段四散得七零八落布不成阵，作者只会被认为是故弄玄虚，不成章法。所以说，作家在叙述技巧上的探索，走得越远，也就越须谨慎，一旦陷入第22条军规，就入了魔道，失去读者。没有了读者，再伟大的作品也不过是一具庙堂上的尸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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