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译者还得有点使命感。中国最早的译者唐僧就很有使命感，是要把佛经传播过来。西方也一样，很多开始的翻译工作是传教士们翻译的《圣经》，目的是要把神的话语传到地级。译者常被人戴高帽子，说是文化传播上的普罗米修斯。很多译者确实有这种情怀，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如夏丏尊翻译《爱的教育》，是因他觉得当时的教育“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他甚至边译边掉眼泪，觉得跟书中所述一比，自己做得如何不堪。
此书另外暴露出的一些品质，很多人可能都曾考虑，但没有千篇一律的选择模式，比如个人生活的平衡、时间的管理等。田德望翻译一本《神曲》用了十八年。杨武能翻译《魔山》，前后折腾了二十载。翻译耗时间，需要再其他方面有所放弃。茨威格译者张文书的一句话道出了很多译者的心声：“翻译一部巨著，旷日持久，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写评论。于是，痛感分身无术，左右为难，也痛恨年华流逝，岁月蹉跎。”翻译中的苦，由此可知。很多人埋怨当今译者“浮躁”，出活太快。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论断。过去一些翻译，是圈内大腕，比如是文学期刊主编，人脉广泛，翻的书自己可以做主。那时候很多翻译的书，连合同都不签，有的是翻完了才给出版社的。如今很多翻译图书本身是商业化制作，出版社之间有原著合同期限的压力，且面临同行之间的残酷竞争，所以出版社对译者压力也很大，要限期完稿。过去的翻译有时候时间上更潇洒。翻译家柳鸣九一直羡慕田园生活，但是又不可得，在城市的噪音和喧嚣之中，他拿翻译《磨坊文札》当“镇静剂”，一需要时，就拿来用上一两个小时，不需要时，就放在一边，往往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不去碰它。”这样的宽松，商业化环境之下的译者真是只有羡慕的份。此书的编者郭凤岭曾考虑收入我的《翻译和养猪的对比》。此文正是说这种生活的平衡、时间的管理等问题，但是考虑到文中牢骚太盛，我让请其另选了一篇，亦即《翻译是一场漫长的卧游》。
l翻译其实和其他很多人类精神活动一样，需要有集体的智慧。翻译的工作是孤独的，但是大部分翻译的人，要靠很多人的帮助。好的译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在重译上表现得最明显。郑永慧和傅雷分别都翻译了《卡门》，傅雷译文在前，郑永慧揪出了很多错误，但仍说“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颇有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风。重译其实也有重译的难处。一个先前的译者，表述已经非常高超，无从超越，硬是表达不同，恐适得其反。诸多译本，其实是可以互补，而未必是相互排斥的。在这个问题上，绿原先生认为有一个 “理想的译本”，这译本“能驱遣读者对译本的流连，促使他对原著产生‘一窥全豹’的欲望。”
或许 “盲人**象”的比喻更为贴切。每个人都能表述出一个自己理解之中的作品来，而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全貌。如果不是硬伤连连，而仅属风格差异，合在一起，兴许对原文本的认知和欣赏更有好处。 能达成这种共识，还需要一种绅士之风。文洁若女士说《尤利西斯》也有诸多日文译本，而译者之间“还没听说哪位译者指责后来者抄袭或剽窃了他的哪段译文。这些日本同行都有雅量，看来前人甘愿做后人的梯子，以便让日本广大读者读到更翔实可靠的译文。”有的译本两个译者相互轻视，甚至相互嘲弄，这就有失风范了。假如我们不再是认定非此即彼，而是认同各有千秋，这个游戏，不是更好玩吗？
作家们经常说自己的作品是半成品，比如福克纳说他所有的作品都不行，所以“三十年来我接着往下一部一部这么写下去。”所有翻译的作品，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强令自己交稿的半成品。我想大部分翻译的心里都有些缺憾，所谓理想的译本，或许永远只是下一部。
《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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