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到黑马这几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生人的译者很有趣，尽管年龄相差甚至8岁，按说应该是文化代际上的两代人，但因为文革的灾难影响，他们都在阴差阳错在1977年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学了外语专业并一直从事这个职业。他们姑且算第四代。这批人中只收入了五个人的文字，的确有遗珠之憾。但翻译家都很少发表个人的翻译感想，都以写作专业论文为职业习惯，甚至可能认为那些论述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或作家研究的文字更具有专业意义，忽视和轻视所谓“写在译本边上”的“余墨”，这是一种专业人士的误区。估计编者收集他们的“余墨”很费了心思而不得。
让我欣喜的是后六位60后和70后已经蔚然成家，而且现在的文学翻译这批人是真正的主力，也正在进入巅峰状态。这批人值得格外重视。
说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如果有可能，应该有人为这五代翻译家分别出版一本“写在我的译本边上”的余墨集，展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家的苦心孤诣之所在。自然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应该申请国家文化基金的。
蜜蜂文化出版公司这个地处宋庄画家村的作坊，能如此以边缘的态度做这样一本散淡而有文化韵味的好书，实属清雅之举，他们还出另外几本类似的书包括：写书记，编书记，卖书记，令人爱不释手。如今也只有这样身处主流边缘的雅士才有这等清香如菊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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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记》读后感(五)：译事无成
《译书记》，郭凤岭编，柳鸣九著，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基本功，唱戏的说念唱做打，说相声的讲究说学逗唱，中医说望闻问切。一个职业，要想做好，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中国人讲究悟性——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工业化、批量化思维主导下的美国，人们则非常重视能力的模型建造（petency modeling），以期认识到专才们的“核心能力”，好去刻意培养后进者。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建设文学翻译者的能力模型，又该包括什么内涵呢？在看金城出版社新出的《译书记》一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这本书归属于一个有趣的关于书的系列，系列还包括《编书记》、《买书记》、《写书记》。对爱书人来说，看这种书背后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译书记》就是在讲述译书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不仅是一个小圈子的孤芳自赏。作家、翻译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称：所有人类沟通行为都是翻译。一部文学翻译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译者所处时代人与人沟通的历史？书的编排是按译者年龄顺序，从生于1886年的夏丏尊一路下来，经文洁若、柳鸣九、杨武能、郭宏安、林少华等名家，到“七十后”的新生代译者如孙仲旭、黄荭、袁筱一。书中讲述了几代翻译人的苦辣酸甜。译书人的口述实录，也能让人窥见从事这种黄卷青灯的伏案工作，究竟有何职业素养之需。
可能很多人都能认同的一点是，译者也得是作者和学者。“译者出版的翻译作品可视作创造性和学术性工作的结合。”（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过去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本来就是在象牙塔内的学者。例如，张玉书是北大西语系教授，田德望曾在弗洛伦萨大学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的博士。他们把翻译当作了一种学问的追求。有些译者一开始做翻译，是“动机不纯”的，不是要彰显翻译，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某作品玩味已久，不译不快。萧乾和文洁若早就把《尤利西斯》当宝贝，研究了很久，早“蓄谋”将其译作中文。绿原译《浮士德.》，也是希望读者得鱼而忘笙，借着译本，去对作品本身感兴趣。即便译者消失在茫茫人海，也心甘情愿。“我把自己喜爱的、受到感动的作品译出来，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样能在文坛的荒原上看到路边一丛丛绿草，驻足休憩，环顾一下四周，再继续赶路。”（傅惟慈）
译者也必须是一个创意的艺术家，能再现原作神韵，这个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连被很多人接受的“信达雅”三原则和“动态对应”原则，也不过是粗线条的指引，翻译当中遇到的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问题。大部分问题，是需要就地解决的，再一流的翻译理论家在边上，也无可奈何。翻译《神曲》中用韵文还是散文，《唐吉珂德.》前塞万提斯的讽刺式赞美诗是译还是不译，这都是问题。在个案的处理中，方显现出译者功力深浅。此书中讲述了很多译者的这种处理方法，比如施康强先生，模仿明清话本的问题，解决《都兰趣话》中模仿古法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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