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穷有什么关系！莫扎特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决不肯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
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他心里想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事情就完了。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但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名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而是说：“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
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因为他看见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来招揽生意；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特意来信表示亲善；还有妇女们忙着奇请帖来。为了报纸的特辑，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女人胸衣问题，舞台上的**问题，——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咕噜着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现在也轮到我了，告诉你！我也要去玩玩了！”
“你去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是克利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忽然觉得非出去走走不可。并且他也很乐于呼吸一下新的光荣的气息。在那些晚会里，他照旧厌烦，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混蛋。但他回家故意卖弄狡狯，对奥里维说着相反的话。他到处都去，可是同一个人家决不去两回；他会找出古古怪怪的借口，用着骇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回避他们第二次的邀请，教奥里维看了也认为岂有此理。克利斯朵夫却是哈哈大笑。他到沙龙去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声名，而是为了添加他生命的养料，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举止，语声，以及种种的形式，声音，色彩；因为一个艺术家每隔多少时候就得把他的调色板充实一次。一个音乐家的营养决不能以音乐为限。一句说话的抑扬顿挫，一个动作的节奏，一个和谐的笑容，都可以比一个同业的交响乐给你更多的音乐感应。不幸沙龙里那些面貌那些心灵的音乐，和音乐家的音乐同样枯索，同样单调。各人有各人固定的姿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的微笑，那种刻意研求的妩媚，和一支巴黎曲调同样是印板式的。而男人比女人更无聊。萎靡的风迫使一般刚强的人物化为泡沫，特出的个性很快的软化了，消灭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艺术家中已死的与将死的人太多了：某个青年音乐家朝气蓬勃，天分极高，结果竟被荣名压倒，只想呼吸那种毒害他的谄媚逢迎的空气，只想享乐，只想睡觉。他二十年后的模样，只要看那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知道：有钱，有名，一身兼了所有的学士院的会员，登峰造极，似乎用不着再怕什么敷衍什么，而他却对所有的人低头，怕舆论，怕政府，怕报纸，不敢说出自己的思想，并且也不再思想，不再存在，只象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般在人前展览。
而在从前曾经伟大或是可能伟大的那些艺术家和有识之士后面，一定有个女人在腐蚀他们。她们都是危险的，不管是蠢的或是不蠢的，爱他们的或只爱自己的；最好的女子其实是最可怕的：因为她们目光浅陋的感情更容易毁掉艺术家，她们一心要驯服天才，把他压低，把他删除，剪削，搽脂抹粉，直要这天才能够配合她们的感觉，虚荣，平凡，并且配合她们来往的人的平凡才甘心。
克利斯朵夫虽是在这个社会里不过走马看花，但看到的已经足以使他感到危险。想利用他、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不止一个；克利斯朵夫对于低颦浅笑的勾引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要不是他有见识，要不是看到周围那些可怕的榜样，他可能逃不过的。但他并不想替那般看守呆子的美女扩充她们的羊群。倘若她们不是紧紧的钉着他，他所冒的危险倒反更大。大家一朝相信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天才的时候，照例要来摧残他的。这般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把它摘下插在瓶里，——看到一头鸟就想把它关在笼里，——看见一个自由人就想把他变成奴隶。
克利斯朵夫迷惑了一会儿，马上振作品来，把他们一古脑儿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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