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要教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的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里，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的在街上遛着，只想等会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靳而不与吗？那靳而不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的把他们批判一阵。
终于作品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决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评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片妙。他挺天真的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儿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独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象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般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的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拚了罢，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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