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不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象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气，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片的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象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片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其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象野猪一般望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象史克里勃和加波①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起于恶的，那末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①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里维本能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罢。象《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象拆卸机器一样整天的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的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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