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梦中情人的代表是鲁道夫·瓦伦蒂诺，或者至少是他所创造的银幕形象。他做的每一件事——礼物、鲜花、舞姿、与女人握手的方式——都能在最细微之处表达出他在处处为你着想。他故意使追求过程延长，把整个过程赋予一种美学色彩。男人们都恨瓦伦蒂诺，因为女人们总是希望他们像他所代言的梦中情人一样耐心细致、体贴周到。没有什么比细心和体贴更有**力。它赋予风流韵事以高尚的情调、审美的价值，而不只是**裸的**。在当下，瓦伦蒂诺的魅力在于他的难得与罕见。如此关注女人梦想的人几乎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而这种现实恰恰增强了他的**力。
如果说体贴周到代表了女人的梦想，男人的梦想则是圣母与**的结合体——把无边的**与纯洁的精神完美结合的女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著名的交际花为例，比如丢利阿·特阿拉哥那。她本质上是个**，但却通过诗歌与哲学的包装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后来被称作“可敬的**”。可敬的**也会去教堂，但是她们有着更隐蔽的动机，那就是男人——她们一出现在人群中就会引起**。她们的房子就是欢乐之乡，而使她们的房子如此赏心悦目的原因却是她们的艺术品，还有书架上满满的书籍，那是彼德拉克和但丁的宏篇巨制。对于男人来说，令他们激动万分的梦想是与无比**、但同时又具备母性的高贵、艺术家的聪慧高雅的女人共枕同眠。纯粹的**在引发欲望的同时也招来厌恶，而“可敬的**”能给**罩上崇高、纯洁的光环，似乎这是发生在伊甸园中的至情至爱。这样的女人自然对男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当今，她们仍然代表着梦想，原因非常简单：她们提供的是一连串的不同滋味的享受。那种朦胧感是关键——一种将感官刺激、肉体享乐与纯真的心灵、高尚的精神、诗意的品位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高贵与低贱的完美结合使她们的魅惑魔力无穷。
梦中情人的蓬勃活力可以表现在诸多领域，而不单单是情爱方面。塔列朗就在本质上抓住了拿破仑的梦想。拿破仑希望能有一个贵族出身、对待女性文雅得体的人做助手，希望他既能胜任内阁大臣的职位，又能成为他的朋友——这一些都是拿破仑所不具备的。1798年，塔列朗任法国外交大臣，在拿破仑从意大利战场得胜归来，并深深为这种胜利陶醉时，以拿破仑的名义为他举办了欢迎宴会。拿破仑临终之时都依然记得这次宴会，认为这是他参加过的最出色的宴会。那是一场奢华盛事。塔列朗在房屋周围摆了许多罗马英雄的半身像，从而微妙地传达了某种信息。拿破仑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果然，过了几年，拿破仑称帝——这一举措使塔列朗更加位高权重。塔列朗拥有如此权力的关键是他探知拿破仑最隐蔽梦想的能力——拿破仑梦想称帝、梦想成为独裁者。塔列朗只是在拿破仑面前树立了样板，让他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可能。对于这种暗示，人们通常最易接受，因为这触动了他们的虚荣心，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暗示是为了让他们燃起渴望，唤醒他们心中久未触碰的心愿，表达你的信心。很快你就会发现他们已被你完全左右。
如果说梦中情人通过唤起人们心中更高尚的自我、给予人们童年缺少的情感来成功地**他人，那么政客们通过对民众、对选民运用这种技巧而大大获益。约翰·F·肯尼迪就严谨审慎地对美国民众实施了这种技巧。最为明显的就是他让自己戴上了“卡米洛”的美丽光环。虽然在他死后，该词才成为他当政期的昵称，但是借助于自己英俊帅气而有意打造的浪漫传奇，的确在他当政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更加微妙的是，肯尼迪利用了美国自己失落的梦想和英雄主义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许多美国人面对物质的极大丰厚和生活的极端舒适，却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失落感——舒适安逸的生活埋葬了这个国家的探险精神。肯尼迪以新时代探索者的形象唤起了失去的梦想——到太空去探险。美国人热爱探险的天性找到了宣泄口，尽管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宣泄而已。同时，肯尼迪还号召大家加入公众服务的行列，比如“和平队”的创立。通过这些**方案，肯尼迪再一次激发了大家那种在二战后几乎消失殆尽的团结一心的使命感。他还成功地打造了比其他总统更加丰富、更加感性的形象，使自己更具吸引力。人们真真切切地爱上了他，爱上了他打造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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