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 总督；江 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 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 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 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 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 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
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 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 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 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 ，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 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 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这个人自然非胡 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 苏、安徽是两江 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 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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