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道奏折与浙江 无关——每天夏秋之交 ，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 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 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 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 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 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 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帮了胡 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 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 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 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 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 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 遭劫特深，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 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 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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