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昔王充著述1，制《养气》之篇2，验己而作3，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4；心虑言辞，神之用也5。率志委和6，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7，则神疲而气衰8：此性情之数也9。夫三皇辞质10，心绝于道华11；帝世始文12，言贵于敷奏13；三代春秋14，虽沿世弥缛15，并适分胸臆16，非牵课才外也17。战代枝诈18，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19，虑亦竭矣20。故淳言以比浇辞21，文质悬乎千载22；率志以方竭情23，劳逸差于万里24：古人所以余裕25，后进所以莫遑也26。
〔译文〕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注释〕
1 王充：字仲任，东汉学者，思想家。
2 《养气》：王充曾著《养性》十六篇，其书不传。
3 验己之作：经自己检验过的著作。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说：“庚辛域际（刘盼遂按：“庚辛者，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十三年辛丑，时王君年七十四五”），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刘按：则当作节），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
4 生：生命。役：仆役。“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二句，是借用《吕氏春秋·贵生》中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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