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采》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一篇，主要是论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形式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内容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相依相存的统一体。刘勰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但文和采是由情和质决定的，因此，文采只能起修饰的作用，它依附于作者的情志而为情志服务。第二部分从文情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诗经》以来“为情而造文”的优良传统，一种是后世“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前者是“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因而感情真实，文辞精练。后者是无病**，夸耀辞采，因此，感情虚伪而辞采浮华。刘勰在重点批判了后世重文轻质的倾向之后，进一步提出了“述志为本”的文学主张。第三部分讲“采滥辞诡”的危害，提出正确的文学创作道路，是首先确立内容，然后造文施采，使内容与形式密切配合，而写成文质兼备的理想作品。
本篇是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创作风气而发的。为了探索正确的创作道路，刘勰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应该文质并重。他也强调文必有采，但必须以“述志为本”，不能以文害质。这些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他的所谓“情”与“采”，其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在理论上的阐述，也还是比较粗略的。 （一）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1，非采而何2？夫水性虚而沦漪结3，木体实而花萼振4：文附质也5。虎豹无文6，则鞟同犬羊7；犀兕有皮8，而色资丹漆9：质待文也10。若乃综述性灵11，敷写器象12，镂心鸟迹之中13，织辞鱼网之上14，其为彪炳15，缛采名矣16。故立文之道17，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18；二曰声文，五音是也19；三曰情文，五性是也20。五色杂而成黼黻21，五音比而成《韶》、《夏》22，五情发而为辞章23，神理之数也24。《孝经》垂典25，丧“言不文”26；故知君子常言27，未尝质也28。老子疾伪29，故称“美言不信”30；而五千精妙31，则非弃美矣。庄周云32“辩雕万物”33，谓藻饰也34。韩非云35“艳采辩说”36，谓绮丽也37。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38，则知文质附乎性情39；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40。若择源于泾渭之流41，按辔于邪正之路42，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43，而盼倩生于淑姿44；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45。故情者46，文之经；辞者，理之纬47。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8。
〔译文〕
古代圣贤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有用，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种颜色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花纹；各种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种性情表达出来，就构成优美的作品。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如《孝经》教导后人：“哀悼父母的话，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见，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子反对虚伪，所以说：“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写的《道德经》五千言，却是非常美妙的；可见他对华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此外，庄子也曾说过“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这是讲辞采的修饰。韩非又曾说过“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这是说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议论，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点了。体会《孝经》、《老子》等书中的话，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细看《庄子》、《韩非子》等书中的话，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淫侈了。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也就可以在文学创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但是红粉和青黛只能装饰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产生出来。文采也只能修饰一下语言，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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