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无物。国人对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修缮、重建、新建人物生前故居、官邸；或在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立石刻碑。一个孔夫子，全国有文庙；一个诸葛亮，多处武侯祠，就是明证。范蠡没有这样纪念性建筑物。他老家南阳没有，他生活、战斗过的浙、苏、鲁等地也没有。虽然华东等处有“蠡城”、“蠡口”、“蠡园”等，但除了地名，并无实际内容。“蠡园”中树起的不是范蠡塑像，而是美女西施。范公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王国庆想，自己在这一点上会和范蠡的命运是一样的。他王国庆不属于历史人物，他身后不会有什么纪念馆之类东西。顶多，在他的家乡，山阳市西山县王家川，会有一后人指着他们家的房子说：“看，这就是当年省委书记王国庆家的老宅子！”有时候，王国庆也感叹自己生不逢世。以他的能耐，如果他和孙中山同期，或与小平同志他们同期，生于乱世，说不定他就能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可惜，他生在和平时代。能走到今天，也就很不容易了。
王国庆也在想，范蠡在历史上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待遇呢？大概是范蠡犯了古代为官为人的三个大忌。
一是不愚忠。封建文化需要大臣的“忠”达不到“愚”不行。亡国可以，不忠君不行，这就是“标准”。符合“标准”的典型是贯彻“终身制”的诸葛亮。明明看出后主刘禅是个窝囊废，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蠡看出勾践阴险狠毒，“不欲功于臣下，疑忌之心已见”，不可再处，一甩袖子把相国辞了。“晚节不忠”，犯了大忌。生前身后遭贬，就一点不奇怪了。时至今日，应以新眼光审视“忠”字，提倡“忠于事业”的典型。范蠡正是这样的楷模。他不把个人进退荣辱系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寄托在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治国成功，又去经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
二是不清贫。传统文化，是歌颂“隐士”的。不居庙堂，就退隐山林，或吟诗作赋，或修道成仙，脱离百姓生活才高尚。“相国级”的汉初三杰之一、留侯张良功成身退，云游名山，修炼气功，后人倍加称颂。至今秦岭留坝尚有规模宏伟的张良庙，供人瞻仰追念。范蠡辞官，若真是“泛游三江五湖”，无所事事，名望恐怕不亚于张良。他不愿老死山林，毅然选择“士农工商”的第四等级职业，亲自饲养贩卖五畜，以“酒囊皮子”俗名，和“下里巴人”滚在一起，大**份，犯了“不清贫”的大忌。尽管人们羡慕他的富有，但却羞于谈他经商之道、致富业绩，更不用说为他树碑立传建庙了。重官轻商，是中国文明历史一大悲哀，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在终于认识到“无商不富”的今天，更应该为范蠡这样的先行者“落实政策”。
三是不检点。习俗文化很看重个人行为。尤其是“作风”是否清白。范蠡生前身后没有受到应有尊重，有一个致命原因，是传说他辞官后把美女西施带走荡舟于江湖。把世人瞩目之美女带走，这还了得！一向重视人品的国人，如何向这样不检点之人顶礼膜拜。
功高遭妒，名高受谤。范蠡兴越灭吴，功垂青史；辞官经商，富甲天下；娶妻西施，举世瞩目。这种刺激性“传奇”把范蠡毁了，弄得身后连魂魄都不能回归故里。
王国庆想，即使自己真的能功成身退、平安着陆，以他的不愚忠、不清贫、不检点，他王国庆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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