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喝了一口苦丁茶，谈起他的新观点：“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改变体制，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我的看法。阿根廷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仍然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尤其在中国，官本位文化延续浸淫了几千年。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赴后继，永无止境。”
好你个小李，没把我看做贪官，把我看做贪民了。
没错，由于腐败的成本和利益成反比，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到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消灭不了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分一杯羹”。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儿”的“公平”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他们也许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向他们低下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也许这就是官本位文化*潜伏在国人血脉里的体现。我想。
我于是也有感而发地叹道：“是啊，官本位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只有‘父母官’的观念而没有‘公仆’观念，当官是‘为民作主’而不是‘代表人民’，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奇怪的是，中国素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用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礼治秩序规范着人的一举一动，而整个道德规范里是没有一条允许贪污受贿的，那又何以会形成如此众多的贪官污吏呢，这是千百年来难解的一个命题。”
“问题就出在以道德为立国之本上。道德是人类社会极重要的支柱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支柱，也不是最有力的支柱。没有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制等等来济道德之穷，以道德立国就演化为泛道德主义，泛道德化反成为非道德化，甚至会影响和阻碍法制建设。经验证明，迫使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或不愿意做的事情，结果必然造就虚伪。虚伪造就了中国官吏的双重人格：一方面信誓旦旦，为国家、为人民万死不辞；另一方面则为了个人利益哪管国家兴亡。于是，出现了‘满口仁义道德，行事男盗女娼’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
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以法制为立国之本。政府决策和执行完全透明化流程化，根本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得清清楚楚。也没有给单个官员留下权力发挥和谋利的空间，人们也不一窝蜂似的崇尚权力钻营官场。我当然不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最根本的或许是，我们有些文化基因需要改变。
我其实也有同感，只是掉进了染缸，身不由己。为了不打击小李的文化改革热情，也就顺便鼓励了他一番，希望他早出研究成果。既然小李还把我当作可信赖的朋友，我想从他那里打听一下外面对我的看法，如何提问，我一时没了主意。
小李是个爽快人，我还没想好如何提问，他自己倒先说了。
他说：“王兄，恕我直言，外面对你的传闻很多。”
“什么传闻？你把我当兄弟就直说，什么话我都不会有意见，我还没有到分不清好坏的地步，特别是你我之间，更要无话不谈，不管对与错，我都非常感谢你。”
“外面的传闻当然不能全信。有人说，你是周省长的得力干将。当然，我认为‘干将’与‘心腹’是有区别的，干将是干活的，心腹是帮忙出谋划策、关键时刻能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人。有人说你在帮助周省长运作转正的事，你插手地方人事工作，还有你与婷婷和周省长的金三角关系，等等，我都不太相信。周省长转正由你来运作，恐怕你没有这个能力；婷婷明显是周省长的人，你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横刀夺爱，插手地方人事工作，我想可能性也不大，毕竟下面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哪儿会容许你一个发改委的处长插手人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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