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吃完饭，我一直都在考虑周省长那些话的真正含意，他是否在向我们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要进步，就必须紧跟他，否则，政治前途不但无望，反而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过去我在政府办公厅里，就听说过谁谁是谁谁的人，但凡一个具有一定权力的官员，都有一队接着他的人，站在谁这一队后面，这个领队的升迁变化，直接影响后面一队人的升迁变化。
一直到下午快要回到红洲市区时，我还在仔细琢磨着周省长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几次想问明白，但碍于面子或其他的顾忌，最终都没有说出口来。
晚上，我打电话给李鳅生，向他讨教学习周省长谈话的体会。李鳅生的体会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了我一跳，体会不仅很多，而且还很深刻。他对我说：“今天周省长的讲话内容太丰富了，道理也太深刻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深远而广泛，我一定要牢记他的教诲。”
“我怎么没有听出来呢？”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我们两个还要说什么假话套话吗？”
“这也许是你王兄没有在基层待过的原因吧。”
“我长期在农村生活，什么基层比农村基层还要基层？”
“王兄你这可是彻彻底底的大错而特错了，农村不是基层，是社会的底层，农村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才是真正的基层，这里的人和事，或者说我们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与上面不一样，讲究的是实际操作方法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就以今天周省长的讲话为例，我的理解就是，周省长毕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他所说的一切我都能够明白。”
“你明白什么，你不妨给我再上一次课。”
“不敢不敢，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你别卖关子了。”我打断李鳅生的话。
李鳅生说：“只有像我们这种在官场上锤炼久了的人，才会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乌纱帽才是最重要的。于公没有一个乌纱帽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于私没有了实现自己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舞台。再说通俗一点，就不能过上好日子，出无车食无鱼，更不能体面地在人前人后转来转去，威风八面，甚至还要受人欺侮，更不用说指挥一切资源，调动一切人员，达成自己与家人共同致富的目的了。”
“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但问题是如何达成这个目的，既能够迅速提升，又能够长盛不衰。”
“周省长今天说得非常明白了，我们就是要站好自己的队，跟好自己的人，至于做事嘛，一切按上面的领导意思办，不要轻易地自作主张，遇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的需要，解决的办法首先要从政治层面来考虑，而不是就事论事，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无论是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所有问题，都是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层面、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在政治上的反映，人物无论大小，官职无论高低，政府无论贫富，都可以通过政治的层面或政治的需要或口号来解决，这样解决得最简单最可靠，也不会留下后遗症。这就是我对周省长的讲话总体的理解。”
李鳅生告诉我说：“如拆迁问题，发展经济问题，环保问题，农村矛盾等问题，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去解决，只能是矛盾越积越多，解决的路径越来越狭窄，你既要照顾拆迁户的利益，还要照顾开发商的利益；你既要解决经济发展高速度的政绩问题，还要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你这样没完没了地平衡考虑下去，所有的问题你都无法得到解决，永远都无法得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如果你用政治的标准一套，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即先弄清上级领导的需要是什么，上级主要领导的意图是什么，按照这个标准，再去给具体的矛盾寻找一个理论依据，什么矛盾都可以找到一条解决的理论依据，中国的许多理论家都给你设计出来了，一千条矛盾，已经有一千零一个学者和理论家为你设计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和一条通往真理之门的路径。需要拆迁，理论依据是城市需要发展，中国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大量转移农民工进城才能最终解决农村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不需要拆迁或缓和拆迁，理论依据是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农民或拆迁户的利益要得到最基本的保证，城市的快速发展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目前的社会矛盾已处于公开化或激烈阶段，不能激化矛盾。如果要发展工业，理论依据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工业现代化，没有工业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永远都无法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发展工业牺牲一点儿环境、牺牲一点儿耕地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工业发达了可以反哺农业，最后达到工业农业比翼齐飞，如果要强调环境保护问题，理论依据又是另外一套了。话都是人说的，关键是谁说的。做人做事不要低层次的圆滑，而要高境界的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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