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看了看李鳅生，对我说：“理论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实际工作中确实如此。当然，我们的政府和党委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委和政府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关键一点就是，具体到了某个人某个事，可能存在先后缓急的问题，例如，一些人认为这栋房子不能拆，因为这栋房子是他的身家性命和生存保证，但对于整个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大局来说，确实需要立即拆迁，为了保障以政府为代表的公众利益的需要，我们必须舍弃这些个体的利益，我们可通过补偿的方式来保证这些个体的利益。”
我趁着周省长喝水的空当赶紧插话说：“有些个体的人他非常理解政府的公共利益，但对于一些开发商或富人的利益，可能因为人都天然具有仇富的心理，面对一些富人，他们可能就会天然地表现出反抗或仇视，不是漫天要价，就是负隅顽抗，甚至宁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是的，现实生活中都存在这类人或事，但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或政府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可能是政府的利益，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既不代表个人，也不代表某个群体，但落实到具体的领导人，你在作决策和判断时，总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国家的政治气候和上级领导人的评判标准。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都会政治化，往往一些经济矛盾最后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因此，我告诉你们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好方法，就是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包括体育、卫生、教育等所有的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都必须从政治层面来分析和判断，政治气候需要什么，上级领导人需要什么，地方政府需要什么，如果你一时弄不清楚，不要紧，可以以静制动，看看风向再说。有些问题最好的解决良方就是时间和空间，如果时间和空间变了，原来的矛盾不再是矛盾，甚至还会演变成利益或机遇。”
听了周省长一席话，回想起这几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能不佩服周省长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和科学的总结。比如，鸿陵县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个经济问题，最后演变成社会矛盾，最后发展成政治问题，只要把这些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到政治层面来解决，似乎都能迎刃而解，解决起来既快又好。
周省长说：“中国是一个政治氛围一直较重的国度，不会像西方的政客那样，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个人利益**裸地告诉大家。中国人讲究潜在的规则，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心里明白是一回事，向外宣称的口号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不尊重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任何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都可能落空。特别是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经济建设完全建立在经济的层面上，而不与政治挂钩，可能你的工作效率会事倍功半。”
“是否我可以要这样理解。”李鳅生接着周省长的话带着几分求教的口吻说，“我们与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人民，而实际决定任命的却是上级某个领导人，我们可以不听群众的话，但必须得听上级领导人的话，必须牢牢记住，并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我们的政治前途将如空中楼阁。”
“这句话肯定是错了。”周省长打断李鳅生的话，“党委和政府都是人民的党委和政府，某个领导人是群众通过间接选举上来的，听上级某个领导人的话肯定没有错，但是，这个领导人如果不正派，或者说水平不高，我们就不用听，如果这个领导人的水平高且正派，能够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肯定你要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干部。关键在于你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跟什么样的领导，与什么样的领导走一条路。如果你跟着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之类，你肯定会犯错误，如果你跟着上升期的领导人，你就会随着他的进步而进步，有些话是说不清楚的，但聪明人能够明白就行了。”
周省长的话似乎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我越听越糊涂了，他究竟是让我们在工作中多考虑群众利益，还是考虑政府利益，或者说干脆只唯某个领导人的马首是瞻，或者看某个欣赏自己能够给自己带来官运的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就行了。我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看到周省长一脸的神秘状态和皮笑肉不笑的样子，知道周省长今天给我们讲的不完全是他的真心话，他似乎想对我们袒露他的心胸，但又担心我们的忠诚，碍于我们的地位差异，欲言又止，因此说出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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