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为出名的村官可能就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江苏省的吴仁宝，虽然禹作敏最后没能善终，但其能人形象是完全可以反映一类村官形象的。能人治村，能人政治，这是过去维系乡村正常运转的普遍规律。这些村中族中的能人，一般具有较好的基本素质，在本村本族中，具有较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由于他们长期比较公平地治理乡村，铸造了这些人钢铁般的崇高威信，当今的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包括美国的奥巴马、“中国台湾”的马英九等政治精英的威信和实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纵观乡村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各领****数年的历史，这些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的基本素质高低和能力大小决定着一个村或一个族姓的兴衰成败。不管这些人的能力高低如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基本的治理理念，就是公平和奉献。如果没有公平治理乡村理念，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没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其治理结果必定混乱，其威信必定建立不起来，最后就会被村民轰下台来，留下千古骂名。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些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治村的体系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虽然在“文革”中，政府即人民公社的官员强行介入乡村事务，但由于城乡两极分化严重，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特别是个人身份的差异性，作为具有城市户口的政府官员即公社干部与农村户口的村官和村民始终没有真正融合，其治理始终处于表面状态，村民自治，严格说是村中能人或族中长老治村的格局没有变化。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前几年，也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侵入乡村时，这种局面一直维系，仅仅在悄悄地发生量变而已。
村官真正从村民中分离出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时的乡村矛盾激化的两大事件促使村官迅速脱离村民而走向政府官员层面，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一是农村费税负担的快速增长。这两大事件的实施程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当时每个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政绩和自身利益。农民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双重考虑，必须至少生育一个男丁，国家计划政策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一直延续至今。当年不少村民为此上吊、投河、喝农药自杀，政府的口号是：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上吊者解下绳子结扎，喝农药者洗胃后结扎，投河者捞出来结扎。而所有计划生育对象的**底排查，生育对象动态，都必须由村官提供，村官与村民的矛盾开始出现激化，两个阶层的对立局面基本形成。
加剧村官或村中能人与村民矛盾另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上缴税费。如果说村官强力介入计划生育政策多少带有被迫执行国家政策的因素，那么，农民负担即层层加码的上缴税费，使村官或村中能人在村民中的威信开始扫地。因为当时名目为三提五统的税费负担，是当时乡镇财政的唯一支柱，也是县级财政的重要来源，包括省级、国家财政的部分也来源于此。
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不超过年收入的3%，经过几级政府的层层加码，不少地方农民的实际负担高达30%至50%，个别地方的个别农户年收入根本无法支付上缴税费，农村的干群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对立状态，农民自发大规模**乡镇政府，**公安派出所甚至县政府的事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其中的利益既包括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同时也包括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灰色支出甚至个人腐败行为，村官或村中能人也在其中分了一杯羹。
这个局面延续十几年，村官或村中能人从过去的公平和奉献治村，变成了压迫村民，获取个人私利的小人，其形象彻底改变。政府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村官却是生于斯老于斯，日积月累，村官或村中能人靠能力治村或靠公平和奉献获取村民尊重，获取威信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央实施取消农业税政策后，农村再次发生重大裂变。由农业税或各种农村税费支撑的乡镇财政轰然倒下，县级财政危机四伏，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几十年的强力推进，其矛盾开始趋于缓和，乡镇和村级政权收钱、抓人的两大职能慢慢淡化，村官或村中能人长期建立的赚钱之道基本被堵住，乡镇两级政权的存在必要性也开始被质疑，加上农民开始大规模举家外出打工，空心户、空心村开始出现，乡村两级政权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江河日下，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经济增长点，而这个政治、经济增长点的被发现，导致了今天农村又一个矛盾冲突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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