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满纸都是这样充满身体**的语言，叫我这种一向只看施特劳斯、黄仁宇、张鸣这样深刻文字的人，如何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沦下去？以至于其后我自己都会不自禁地大声朗读以便和小朋友分享这片刻撕去伪装的快乐。
可是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我惯有的博学深刻慈悲爱人的习惯作祟，我居然读着读着便开始觉得荒凉起来。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台湾一位医生侯文咏解读《金瓶梅》，书名就叫《没有神的所在》。简单概括地说，侯医生认为，金瓶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兰陵笑笑生以为在书中极尽淫邪**之后，正是在那个环境中的芸芸众生，缺乏了生命与灵魂的寄托，他们用消费肉体与一切伦常的代价，来寻找个体命运的意义。
刘原也总是喜欢这样，在你淫心纵横的时候，给你心里插上几把刀。
第一把刀是乡愁。他从广西小城到福州读书，被分配回广西的一个小镇工厂，然后逃亡到南宁当记者，其后又被拐骗到广州历经《南方体育》和《南方都市报》，被前领导裹挟到北京搜狐，再以后衣锦还乡到南宁，遭人暗算去职去长沙。到哪里都是乡愁，到哪里都不是故乡。怀乡早就已经不适合现代人了，可是他要那么老土地去学余光中，最后收获的简直就是鲜血淋漓的失败。最可怕的乡愁并不是对故乡的回望，而是你发现满怀深情回眸的时候，“我赠爱人玫瑰花/回我什么：赤练蛇”。你早已无乡可愁了。
第二把刀是怀旧。一个30多岁的人，套用著名乐评人李皖的话说“这么年轻就开始怀旧了”。他喜欢自称老汉、老夫、老衲，完全不顾及我们这些先他而生，早他进入南方报系、比他更有资格弄死别人的人的感受（因为我们老想着扮嫩混入80后、90后美眉的群中）。他总在怀想少年时光、青葱岁月、明净故乡、饕餮狐朋、啸聚南方体育、伦理纲常的过往、尚有幻想的年代等等，然后淫词艳曲地惆怅一番。他总是对当前怀有无限的仇恨，却十足地像丧家犬似地追求美好。我居然非常不合时宜地想起美国伟大的哲学家爱德华•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论》里的话：“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情，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也就是说，刘原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的怀旧，而不过是以怀旧的鱼肠剑，来刺杀当下这个秩序癫痫的社会。
第三把刀是家国。这个说起来真的是好笑了。一个以炫黄贩黄为己任，依靠栽种黄色毒草换取稻粱的人，谈什么家国？然而讽刺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只有当你成为了流离失所的流民，你才能在周边肝胆兄弟的映照之下，知道人世的沧桑多变，看到从政权到官僚到同侪的善变嘴脸；只有当你随风所之地行走，你方才能看到遍地的狼烟与荒凉，而不是被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虚浮荣华所欺骗；只有当你放低身段心甘情愿变成流氓，你才能够体验到这社会的变革有多么无耻与暴力。这场号称强国富民的社会实验原来逐渐演化成一场巧取豪夺的财富游戏，而中国数千年来的辛苦文化积攒，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都在无知、无耻与无畏的建设中如同耽溺于欢场中的男子一样被迅速榨干。原来这只是一场浮士德的交易：用整个民族的灵魂，交换那短暂的繁华与欢愉。就像程益中在序中所写的那样：“这个国家终于在立国几十年之后，有幸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才正式开始浩浩荡荡的建国历程，一座座人间奇迹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刺破青天。我们也因而成为气喘吁吁地追赶时光高铁的丧家之犬，被历史的三峡裹挟成为一股股滚滚红尘，与往事和回忆失去联系，而未来的线索尚无迹可觅。”
写到这里，我只好亮剑：原来流氓最正经。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流氓们说流氓的话，原本也是合情合理地有自己的粉丝，就好像《花花公子》；八卦们说八卦的话，就好像《人物》；正经的人说正经的话，就好像《纽约时报》。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全面癫痫，一个正经的人非要伪装成流氓，他才拥有了听众。如此说来流氓实在不易当，刘原说的，满嘴的男盗女娼，一肚的仁义道德。
还有几句题外话。我知道这篇专栏的文字风格和我以前的实在大相径庭，写着写着我都觉得惭愧，还怕编辑不给我发稿。起因全在有一日小朋友突然花痴般地看着我，问道：你能写这样的稿子么？我当场异常愤懑。想我这么多年来殚精竭虑，写了那么多忧国忧民的如槫巨文，却应者寥寥。而刘原这个老流氓就这么耍耍流氓，便拥有粉丝无限，连我最后的堡垒添香红袖都要沦陷。我偏要如此这般写写，一来让小朋友对我再次仰慕不已，二来顺便臊臊刘原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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