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上海城》则将目光投向日本统治末期及国共内战时期，讲共产党势力对上海警察系统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国府还都，希望重整上海的警察系统，完成战前黄金十年中未竟的事业。但是，由于时局不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此举未得充分展开，其内部便已被共产党的警察组织瓦解。魏斐德详细描述了新力量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到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内部的情况，并讲述了建国以后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历次运动中新的上海警察所起到的作用。总之，相对于以往，这时上海的警察显示其出高效性，对各种旧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摧毁，几乎消灭了过去一切的丑恶现象，并协助政府在其上建立了崭新的制度。其整合社会的成功原因，用魏斐德的归纳便是得益于“周密的接管准备”，“吸收能积极听取公众批评的执法人员”，“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安全系统”，“发动爱国运动”等等，总之，是由于新政权非凡的魄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魏斐德的所有著作，其显著的特征便是讲史。魏氏虽为纯粹的学院中人，却对各式图表、模型和理论分析从不感兴趣，而是一直坚持以叙事为主。这三本著作亦然，大多的篇幅都是在讲故事，即通过阅读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将其消化整理，并以生动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从这一点看，魏斐德和国人熟知的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学者的史景迁的中国史系列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魏氏有别于史氏的，是他以坚实的档案为基础，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不会如史景迁常常根据极少的文本资料加以个人的主观想象来铺衍。以“上海警察三部曲”为例，魏氏严格按照欧美学术密密加注的规则，大到系统的档案卷宗，小到各式市井小报，引用的各式文献和图书资料达数千种，很多极为生僻，即使根据名目按图索骥尚不易寻得，此种材料收集工作实在令中国同行叹为观止。其次是魏氏不仅是学术中人，还是问题中人，其著作常常带有明确而集中的问题意识，即作为一个体系性的学者，无论讨论中国古代还是现代，他都十分关心中国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事实证明，通过上海警察来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魏斐德可谓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路径。
众所周知，警察这一职业为中国古代所无，在百年前的清末新政时才由国外引进。自警察诞生的那一刻起，便被官方赋予了治理社会、打击犯罪、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的高尚职责。清末曾掌管北京警政的梁济，作为一个儒家的道德主义者，甚至还进一步希望新式警察可以成为民众的导师，在街头随时随地负起纠正民众行为、指导民众道德的责任。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群体也可能被腐蚀，与犯罪分子合流，无能于社会治理，反而成为当局进行社会控制、压制民众的有力工具。从魏斐德的“上海警察三部曲”看出，前两个时期的上海警察，既没有很好地负起应有的责任，治理好社会，实际上也没有成功实现当局所希望的社会控制。而后一个时期的警察，在社会治理上可谓相当成功，比较好地实现了前两个时期未能实现的目标，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空前稳定的城市秩序。然而，此种稳定却并非一种自然形成的秩序，而是和当局利用政权能力摧毁一切“反革命”的阻碍势力，并从地方到基层都建立起一个由民众普遍参与又互相监督，力量空前强大的控制体系息息相关的。前两者的社会控制与之相比，可谓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魏斐德不会如中国的官方史学家，将前两个时期社会治理的失败归结为当局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持一种理解之同情，将其归因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情境的复杂，以及政府之不得已；对于后一个时期的成功，他也大为肯定，对其策略和魄力表示赞许，并惊叹于新政权统治城市的效力，认为其创造了世界史上城市治理方面的伟大奇迹。然而，作为一代史学宗师的魏斐德，用卷帙浩繁的三本著作得出了一个常识性且并不新颖的结论，而且似乎很少有批判性的思考，读来不仅让人有一点遗憾之感。
韩戍，《新京报》2011年9月17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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