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的好，在于它系统地重现了那个年代的学术辉煌。自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后，不少人开始关注这位精通多国语言的文史学者，同时也对那个辉煌的民国时期产生浓厚的兴趣。只是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走红，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现实的背景影响，而逐渐将这些民国学者打造成某种主义或某种倾向的标志，而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未必真能为大众所知（像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恐怕能读一遍的人都是寥寥无几）。当重新翻开《南渡北归》，我们不妨**一幅民国时期的学术图景，重新认识这些曾经饱读传统史书又出洋留学归来的学者们，是如何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为中国的文化保留一脉火种的。
当然，最为悲痛的，尚是《离别》。据说国民党撤离时，胡适曾努力要来多架飞机，意图运走在北平的众多学者，但飞机在南京降落的时候，胡适看到不过数人下机，竟悲伤到当场痛哭。这个史事的细节尚待考订，但40年代末国民党民心已去而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学者都愿意留待新政权的到来。当然，他们也没能预想到后来的运动是如何的惨烈。原辅仁大学校长、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陈垣就曾在解放后致信胡适，“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错误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转变之**，以至于胡适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一文中坚称此信非陈垣所写。只是后来他的儿子胡思杜也公开与其决裂，他才明白，知识分子已经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接受“改造”。而在台湾，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同样使得胡适这位毕生的“自由主义者”，痛感法治的丧失与自由的向往。
整部《南渡北归》，毋宁说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的挽歌。在国难与党争之中，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欲全己身而不得，更不要谈坚守原则以改变国家社会的面貌了。或许，在已经翻过了那个以“革命”的名义而闹腾的二十世纪后，我们更能好好地去想想，有什么是可以继承我们的先辈，去做些该做的事情，去坚守些该坚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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