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一生中，塞林格被神化为一个谜。这谜局的核心究竟如何，他又有怎样的生活，自然是坊间众多“吃了鸡蛋就想看看下蛋母鸡”的好事者汲汲以求的目的。坎尼斯•斯拉文斯基显然与此种八卦心态无缘。于他，写作《塞林格传》大约并非偶然。他与文学偶像塞林格的神交，也许更多始于《麦田》。初识时的惊艳与震颤，想必早已融入其生命，绵延多年亦不曾消散。他徜徉在塞林格的世界里不能自拔，迷醉于作家生命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他将这一切记录于文字之中，就有了这本“真实、公正而不带主观色彩”的《塞林格传》。
较之通常传记文学对作家生平事迹平铺直叙式的罗列，他更愿意呈现另一个塞林格。他从生活细节入手，探究其写作与人生的关联。如他所说，小说作为“放大的经验”，是作家思想的高度凝结，与现实生活的场景亦有着隐隐约约的对应。由是，斯氏放弃了想当然的猜测，另辟蹊径，从生活的层面接近作家，以书信及小说拼缀出一个完整的、真实存在的人：儿时母亲的宠爱、与父亲期望的日渐背离、短暂的大学求学经历、二战时残酷的战争体验、身具犹太血统却因反犹风潮而与世界格格不入……一幕幕生活场景于斯氏笔端一一复原。他想要着力挖掘的，恐怕更多是塞林格那独特写作风格的形成原因——生活是如何改变了这颗单纯的心，如何使他面临生死的考验；写作是怎样一次次将他从生存危机之中解救出来，又是怎样将其推向成功，并在声名显赫之时渐渐归于退隐。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斯氏说，答案只有从生活中去寻。战争的阴霾是塞林格心中郁结已久的块垒。自诺曼底登陆之后，从尤他沼泽到血腥的默廷，更有恐怖、压抑的赫特根森林战役。现实的残酷极大地改变了塞林格。在他，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噩梦：他无法忘记硝烟之下冰冷的猫耳洞，无法忘记消失于纳粹毒气室、焚化炉的奥地利好友一家。他说，“你大概一辈子都无法把火烧人肉的味道从鼻子里清掉”。现实的伤痛、死亡的阴影相互**，剪不断、理还乱，丝丝缕缕渗入其文字，并在作品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比如，我们读《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看到了令叙述者X军士夜夜无法安睡的梦魇。他记忆里那血流成河的森林高地，是不是塞林格内心隐痛的再现？《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下称《香蕉鱼》）里，饱受战争创伤的西摩，最后选择了吞枪自杀，既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无所适从，也是因为无法直面内心的伤痛。
在内心深处，塞林格始终是一个孩子，既活在世界之中，却又俨然置身于世界之外。二战将他从温吞吞的中产阶级生活之中连根拔起，却又将他推入另一种惶惑——他无法摆脱现实世界显见的污浊，又常常被人性的丑恶所困扰，耻于进入其中，却又无力找回那业已失落的单纯。反映在文字上，更有着如黑白两极般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他前期的小说里，成年人永远有阴影与困惑，不是落入自杀的境地，就是归于精神分裂郁郁而终，而孩童却始终纯善如一。譬如，《香蕉鱼》里，西摩对香蕉鱼的描述，是不是颇有些厌世的意味？《麦田》里霍尔顿对成规的藐视，与成人世界的拉扯较量。这种无因的反叛，是少年人的倔强与率性而为，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纯真与不妥协？
这纯真，是塞林格为人为文一以贯之的追求，也使他渐渐淡出世人的眼光，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一如斯氏所说，彼时的塞林格“为生活中纯粹的欢喜感到极度高兴，以至并不知道周围的分崩离析”。在其后期作品中，希望渐渐战胜了内心的惶惑，为文字平添了一抹亮色。比如，《下到小船里》一篇书写父母与孩子的和解，终于给短篇集《九故事》里那些郁郁寡欢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希望；末篇《特迪》作为《香蕉鱼》的对应，却绝无开篇的绝望与灰暗，作家以精神层面的启迪为读者指出了“另一个方向”；中篇小说《弗兰妮与祖伊》、《西摩小传》更充满形而上的指涉，借由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显现出作家内心的安宁与平和。
可以说，塞林格的一生就是一部色彩丰盈的著作，少年时代的天真无邪、战争时期的血腥压抑、归隐之后的平和安宁，皆是其以生命的真实一一写就。当然，想要详述这位隐士的一生，本质上近乎天方夜谭。塞林格刻意的沉默、资料的匮乏，无疑为这位本已扑朔迷离的作家身上再蒙上一层纱。任何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都会告诉读者同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倔强的老头、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与父亲。终其一生，他只忠实于自我，固执己见，对隐私的遵从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对无礼的冒犯绝无宽容，甚至可以称得上“六亲不认”——在世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将未经授权的传记作家及出版社告上法庭，即使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兰登书屋，或者是他骨肉至亲的女儿。晚年，他更是授意经纪人将两人间的500多封书信统统付之一炬，只为不致流入他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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